C’est La Vie

<接上文>

三

夏天在环线上，经常看到一个旧衣破衫卖玉兰花的老妪。烈日曝晒之下的地表温度高达50摄氏度以上，她头上盖一条浸过水的湿毛巾算是遮阳了，左手护一只铝制的饭盒在胸前，上面用湿布掩好，里面会整齐地盛放两排玉兰花。期盼的眼神从接尾的车龙中梭巡，开车人的摇手甚至不屑，她都不会有半点嗔怒。如果有车窗摇下，她会赶忙颠步过去，一块硬币就能换一缕馨香。当绿灯亮起，她又闪到一旁的安全岛，耐心守候下一个红灯。

那花细细长长，会周到地留出半毫米的茎部弯好一圈细小的铅环。悬一朵在车里，清新怡人。做交警的朋友时常告诫，驾驶者的行为，是对交通危险的姑息和纵容。但小小一朵淡雅幽兰何尝不是散发着生活里辛酸苦痛的气息？如果不是生活所迫，谁又愿意拿生命冒险仅仅为去换取微薄的一元？在这里，尊严让位与卑贱，危险相对生存的压力——显得那么无足轻重。
每次经过，我依旧会向那老妇人买上一朵玉兰花。拥挤的世界，有谁会去着意关注这样一朵花——凝脂玉中透着微微地黄：纤弱的美丽，坚强地绽放。
蕙质兰心，出谷送香到俗尘，变身一枚小小铜钱供人讨生活。与花比，人别是无心的就好，反叫花取笑了去。

四

在象征主义大师波德莱尔那里，深处的灵魂极度颤栗，从而引起了花体的突变。花，不再像平时那般美好，所象征的东西也面目全非。他称之为“恶之花”。意味着那些无法讴歌也无法回避的忧郁和理想，城市生活、扭曲、压迫感、叛逆，甚至死亡。也不仅仅是邪恶，而是恶和美的复杂象征。

前日看海岩的新作《舞者》，其中有一段“买妻”情节。女主角被拐卖到公路不通的大山里头，千辛万苦逃出生天。我们当然庆幸漂亮的女主角——一朵鲜花，不至枯萎在物理封闭的野山坳。只是回头想想那个愚昧又善良、可恨又可悲，老实巴交的山里汉子呢？一颗汗珠摔八瓣在黄土地里刨了二十多年，所有积蓄加上借遍全村才勉强凑够人贩子的七千块钱...最后人财两空反背负一身债务的他，又将如何继续他的生活？当文明、道德与更残酷的生存问题直接碰撞，救赎与自我救赎、文明的秩序与悲悯的情怀，人性的天平究竟可以倾向哪一方？

圣经里，基督的救赎总是充满了矛盾和理想。“佛祖拈花，迦叶微笑”，佛家的救赎却透着东方美学的恬适与超然。我不确定——恶，是否从外面闯进心里来的？但我相信，此岸花和彼岸花，一定都是从心（芯）里开出去的。

五

说到“舞者”，曾经在昆明的花市认识一种花，唤作“跳舞兰”。鲜艳的明黄星星朵朵，远远望去如群蝶振翅翩然枝头。走近细看，那花竟似通灵的一般，每朵花的花瓣都裂成提琴状的三片，宛如展开的舞裙。花萼蹙在一起象极一张小人脸，满枝的精灵风姿摇曳活脱一群宫廷的舞者。只不知是这群蝶入了庄周的梦，还是庄周入了蝴蝶的梦；是这花象了人间的舞者，还是舞者象了花界的精灵。

《传习录》里的辑录：先圣（指王守仁）游南镇，一友指院中花树问：“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干？”先生云：“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心之外。”
原来，万物都不在心之外。一朵花就是一个世界，整个世界都在一朵花里（一粒沙里？一颗心里？）。花里的世界，世界里的花，就像炽烈爱情中的男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好！
然而，“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同归于寂”，这么美好的世界，这么美好的人儿，这么美好而丰富的我的内心，如果不能彼此相遇和分享，又将是一件多么大的遗憾。


花开花落又一年，有些花事，或生而有之，而另一些则只存在你和我的记忆，心外别无一物。如此，探问一朵花，它既在身外，又在心中。如果你能从足够远的未来看世界，也许你会发现花与生命、与磨难的机缘——而往事如花，开遍心的原野。

素年。锦时。C’est la vie!

黄昏路边，常有小贩推着自行车卖花。下班总喜欢顺便带一束回去，养在卫生间里。世人爱花，多爱妆点在厅堂。花是摆了，只是进进出出的余光再难顾及那份千娇百媚地孤独。除却插花入瓶地那一刻，眼睛照看最多的，恐怕还是沙发对面的方寸荧屏。
任是再美好的物事，一旦是自己的，处得久了，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一部分，仿佛一件熟悉的家具，哪有心情日日赏玩。莫不如置于囹圄斗室，方便之时，好过“枯坐”面壁。觅得片刻“静坐”相对，花还是俗常的花，柔柔不盈一握，却萧萧不屑尘间——细细想开来，不由横生一种莫名的感动。

一

花开一季好比人生一程。无论闲在山野抑或闹在尘世，锦时须知素心以对，花期开始死亡也便开始了。生命是花，我们爱的不是那娇红艳紫，而是那晓风皎月下的深情舒放。生命如花期，是一个长长地等待过程。花蕊含苞的日子，恰如素年的生命存一颗锦心，须等得、忍得、守得。烦躁了，何妨手倦抛书，秋风丝雨煮清茶？生命不是花，当于寂寞中也能开出花来。

美丽的花，如果一直开下去，就不真实了。世间万物，总是残忍地从极美到极丑作终极呈现。花叶开得倦了，垂首萎形，干瘪发黄的年纪，轻轻碰触便片片跌落满地青春的叹息。友人的韩国妻子惜花，不忍其衰败。于花朵盛开之时取红绸缚起，避开日光，倒悬梁上通风处月余，乃成干花。我见过一次，花形不散，枝叶筋骨刚硬。非饱和的色彩，褪去光鲜亮丽的生躁与浮俗，仿佛添了一层“灰度”，略带怀旧的伤感，很是不错。只是如此土法制干花，须下得狠心，亲手终结一份盛开的美丽，此其一；日日见一缕香魂倒悬于梁上，稍作联想，如何作忍？

落红本非无情物，奈何黛玉之后，再无香冢，足见淡漠的反是人心。花若识语，千年一曲《扬州慢》：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二

仓颉造字，莫非鬼斧神工之笔。
比如这个“蕊”字，想来是何等奢侈？草叶覆盖下，层层叠叠一气竟用了三个“心”。若说花蕊是花的精魄，那人的灵魂该是人心。《庄子》云：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我常作“哀莫大于‘忙’”解。人心死了，可不就合成一个“忙”字？我们孜孜以求的品质生活，纯天然的长纤维埃及棉，白天裁就合体的衬衣，晚上铺成柔软的床单，贴身呵护着城市精英奔走一族品质奢华的荣耀。殊不料，那就是一匹用作古埃及法老的“裹尸布”呀！凡身不自知，所谓“行尸走肉”，莫过于此。

传统国粹里，围棋讲究眼位，国画讲究留白，皆谓之曰“气”。如果将人生比作棋局或者一幅长轴画卷，那么闲情、闲心和闲趣该是其中的“眼位”和“留白”吧？或逼仄、或疏朗、或轻盈、或负重、或腾挪、或凝滞，我们期待怎样的一个人生格局？花蕊错过了花信，还可以等来年；负重的人心错过今身的“留白”，还可以等来世么？

爱克曼在《歌德谈话录》中曾这样记述：莫扎特、拉斐尔都是36岁去世，拜伦也只是稍微久活。他们在中年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所以离开人世的时间到了，而其他的人还有许多事情去做，因此也就把在人世的时间拉得很长很长。
——人心死了，忙忙碌碌，只是留下躯壳来赎罪罢了。

<续下文>

如果从来就没有上帝，上帝怎么会死？没有生，何来死。如果有上帝存在，上帝应该是万能的，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上帝如何会死？
如果这样开始我们的话题，那似乎根本就没办法继续。简单关心上帝本人的生死，只可能陷入康德的二律悖反，只会让地下的尼采再疯一次。“上帝死了”是尼采在发疯之前喊出来的，他在20世纪前夜，先知般地预言一个虚无主义时代的到来，“随着对基督教上帝的信仰已被摧毁，那么，以这种信仰为基础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那些东西也要随之坍塌，例如全部欧洲人的道德，这引起了巨大的、连续性的崩溃、毁灭和倾覆，推倒了我们面前所矗立的一切，”（尼采，《快乐的科学》）。
显然，在虚无主义笼罩下，人类和个体的生存都失去了根据、目的、意义。道德价值体系被颠覆，这必然导致“既然上帝不存在，那么可以为所欲为”（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的恐惧和战栗。所以，“上帝死了”不过是尼采用以概括当年虚无主义的基本命题，其实质就是——信仰的危机。

说到信仰，我们不可避免的将它和宗教联系在一起。宗教是一种信仰，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我们是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教科书上，宗教一直被简单的归为统治阶级的工具，无知、愚昧、反科学的代名词。所谓的儒、道、释：儒家对我们的影响极大，但没有对终极问题的回答，只解决社会伦理问题和维护宗法等级秩序，还不能成其为宗教；道教模仿佛教，发展出了完整的宗教体制、仪式、有固定的场所和神职人员，但“阴阳家与道家思想结合而形成了道教……这种有组织的宗教虽以老子为宗师，却与早期的道家哲学毫无相似之处”（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而道教此后以占卜和炼丹为己任，孜孜以求长生不老，早已沦为方术和迷信；
佛教自印度传入东土大唐，千年以来倒是香火旺盛，与传统儒学一番碰撞之后却功利化和世俗化了。佛的本意是觉悟，而不是法力无边的神。佛教异化的结果是，大批没有信仰的人装作有信仰，完全散失了对神应有的尊重和敬畏。在他们眼里，神是可以贿赂的，烧香、磕头、捐善款就可赐予现实的利益——升官或发财；神是可以玩弄的，祭拜的供品也可以化成自己的腹中物。（倒是不浪费食物。只是，佛祖倘若有灵，看得吃不得，莫不要气死才怪！）或者，被气死（杀死、饿死）的不是神本身，而是人身上的神性死了，我想，这就是尼采不为人知的痛心吧。

宗教信仰构成了西方社会价值体系的根本，那么我们既无宗教信仰的传统，千年文明的道德基础又是什么呢？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人类吵架，一旦互相辱骂，都共通地、免不了要“问候”一下对方的母亲。据我所知，其它语言骂到极致也就到这里了，充其量是1.0的版本。而我们国人骂到极致却可以将版本无限升级，必可以将对方的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一遍。这里反映出一个异于其它文明的奇特现象，我们的道德体系构建在一种宗族崇拜，或者宗法等级秩序上。长期封建体制下的农耕文明，个体的人被土地所束缚并世代沿袭，姻亲和血缘将个体与家庭、族群捆绑在一起。所有社会关系，无论君臣、夫妻、兄弟、朋友都最终归结为不同形式的父子关系，或父子关系的衍生（比如，君臣如父子，长兄为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等）。由此，在宗教寺庙之外另有宗庙和祠堂，法律之外还有家法和族规，对个体行为和道德产生极为强大的约束力量。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曾将中国描述为“家庭主义之国（Famil-istic State）”，直指“亲戚和族群间的信任，构成了社会信任的基础。”

浙江民间现在依然盛行的“标会”（即民间借贷），就是在此基础上运行的典范：十几、几十甚至上百万的融资规模，仅需约定利息和期限，无需任何担保和抵押，完全在法律体制监管之外，其坏账的比例甚至远比西方发达国家的银行还要低。
然而，宗法体系下的道德信仰发展到今天，也自有它丑恶的一面。比如乡间的农户把用原始方法生成的豆芽卖给乡邻，却使用氨水、除草剂、保险粉等化学原料大量生产豆芽，将用化学品浸泡的果蔬，供应城市。伴随着封闭式农业经济的解体，科技发展何市场经济使更大空间范围内的商品交换成为可能，我们原有的“熟人社会”的诚信体系随之“礼崩乐坏”。智慧让位于投机取巧，维系千年的信仰之光退化成为一座华丽的坟墓。
科学技术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方便和舒适，市场经济使我们享受科技文明的成本降到最低。那为什么社会进步反而导致了人性的倒退，使我们的社会陷入道德信仰的危机呢？重新审视我们引以为傲的宗法信仰，我们发现那并不是商品经济造成的，而是这个传统里本就缺乏的东西。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是建立在“礼”的基础下，尽管《论语》也多处提到“仁义礼智信”中的“信”，但真正将其纳入核心思想的却是董仲舒，并由此合成“三纲五常”中的“五常”。而正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里的“信”也是要服从等级秩序和宗亲关系的，始终处于一个次要从属的位置，为“忠”服务。这个“信”，只是忠信，而不是诚信，因为个体间的不对等；更不是信仰，因为个体尊严的严重缺失。

我们的信仰体系从服务于社会政治和伦常秩序，一步跨入到商品经济社会，“忠”无所终，突然找不到方向。“上帝死了”，突然将人的自我还给了我们自己，由此绝对的孤寂和无依无靠成为“人”的现实；“上帝死了”，徒留下我们“人”独自在形而上的悬崖上哭泣。我们的信仰迷失在虚无主义的荒野，官员为金钱和权术所蒙蔽，媒体失去了应有的新闻道德，商人们贪婪攫取、利欲熏心……于是，北京的“纸包子”出炉了、襄汾的“尾矿库”溃坝了；洪洞的“黑砖窑”刚刚拆毁，更多的“黑煤窑”却将信仰、人性的尊严、无辜的生命、神以及我们自己一次次活活填埋。
当我们知晓三鹿“奶粉门”，竟然是由新西兰政府绕过河北地方官员，直达中南海才曝出的黑幕；当我们知晓一年前的央视《每周质量报告》，称三鹿集团拥有1100多道检测环节；当我们知晓百度公开承认三鹿“公关案”；当我们知晓蒙牛和三鹿还在继续玩着是“往牛奶里加三聚氰胺，还是往三聚氰胺里加牛奶”的文字游戏……活脱脱一幅政府、媒体和商人相互勾结，谋取各方利益的当代浮世绘。面对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除了鲁迅那句：“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我们还能有更多的言语么？

据《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宋高宗曾以黄庭坚所书《戒石铭》，颁于当时南宋统治所及各州县，“面向县令办公处事之大堂”，上刻十六字碑文：“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体制的监管总是有漏洞的，道德信仰的重建又谈何容易？人，总是要有所敬畏的吧。《增广贤文》有云：万事劝人休瞒昧，举头三尺有神明。我们所谓的“上天”、“神明”，就是西方的“上帝”吧。只怕上帝来到我们中间，上吊也是唯一的出路了。正如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借“狂人”之口宣称的：“上帝死了！上帝真的死了！是我们杀害了他……你和我，我们都是凶手！”

可怜的“三鹿”孩子们终要长大的（会么？全部么？），我们该告诉他们些什么？他们对自己将来的孩子又会说些什么？曾经看过话剧版的《白娘子》，白娘子和许仙育得一（人）子，自己却是从未真正成“人”的。剧本是这样结束的，白素贞领着一个小孩走到台前：
——孩子，看看吧，他们就是人，这些就是人类!

当它们存在于流逝之外，我们就不再沉默。它们是烫那些和青春有关的日子上明媚的刺青，它们冻结时间、陈列历史、展览不被忘却的纪念，纪念那个有关于信仰的年代。

当我们所有关于信仰的记忆已成昨日，当我们的关于理想的叙述开始涣散变得语焉不详，当披头士在歌里忧伤地唱：I believed in yesterday……我们的感情开始流露得有些突兀。当麻木成了常态，生活的意义总结成为无意义，当我们沉溺在个体无意识的呻吟不可自拔，我们发现孤单被放大经久难愈，我们也发现了我们一路走来一路捡拾，却一路丢掉更多。

我们嘲笑诗人，于是我们丢掉了那个年代近似于疯狂的感动；我们依赖网络与电邮，于是我们丢掉了手写信笺与情书的温暖；我们空前的拜金主义，于是我们丢掉了梦想与坚持；我们盲从科技可以改变一切，于是我们丢掉了信念与精神的力量。
我们追求速度，于是我们丢掉了慢，与悠闲的乐趣；我们因为拒绝伤害，于是丢掉了奋不顾身地淋漓；我们用暧昧慰藉孤单，于是我们丢掉了真正的爱情。我们丢掉了怀疑与思考，丢掉了追求真理的执着；丢掉了白衣飘飘的年代，丢掉了纯真与信任；丢掉了勇气，丢掉了社会和家庭的责任……其实我们什么也没有丢掉，我们丢掉的只是我们的信仰——我们向前向前，丢掉的，只是回家的路。

今天，之所以区别于昨天，恰恰是因为昨天的的感受依然在我们心中。
在我们还来不及提问，昨天已经被封印在这些陈列之中缄默不语。它用一种水滴石穿的速度破门而入，迷失在我们光秃秃的记忆森林。
昨天是不带音响没有空调的自行车后座上的姑娘——裙裾飞扬的青春散场。木头吉他上反复吟唱的那些老歌，没有华丽电声，简单的和弦却能拨动柔软心底的颤音。父辈们三大件就可以完成一场婚礼，没有这些那些牌子的粉底腮红——新娘笑起来依然明亮动人。昨天，所有人都愿意相信永远，虽然没人知道永远有多远。他们也许说不清楚爱情是什么，但是却能坚定地告诉你：结婚——就是永远在一起，过一辈子。

昨天是顾城北岛大声朗诵“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是卡带里的罗大佑“终究难舍那片蓝蓝的白云天”。昨天是朋友与青春捆绑出售的单纯，打架逃学爬墙什么坏事都一起干过，偷爸爸的烟呛得满眼泪水，堵雨巷里“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女同学。昨天，墙上没有广告牌，刷着鲜红的大标语；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巧克力，嚼着大白兔一脸满足郑重其事谈人生谈理想——长大要当解放军当大学生当科学家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

昨天是放学经过小巷子邻居家里飘出来的饭香，是北方的整个大院南方的整条里弄人们彼此相熟，是孩子从小一起玩橡皮筋跳房子滚铁环拍洋片。昨天是如饥似渴地阅读手抄本，是叶芝是普希金是卡尔维诺是米兰昆德拉，是罗马假日和莫斯科郊外的夜晚，是爱情万岁，友谊万岁，青春万岁，理想万岁，明天万岁，毛主席万岁。

昨天小心翼翼珍重万分将理想和信念邮寄给今天，小凡卡一脸虔诚歪歪扭扭写信封上的地址：乡下，爷爷收。

看球的人都知道这句话：足球是圆的。（足球可不就是圆的么？不看球的也知道！）
说“足球是圆的”，是极言足球比赛的戏剧性和结果之不可测。但任何事物，正所谓“无方不立”。“场上一分钟，场下十年功”，那是老话了，稍纵即逝的战机，临门一脚，来不得半点的投机取巧。
还说：上场一分钟，认真六十秒。（好象还是老话！）。同样是认真，各民族间还有不同。日耳曼人不论输赢、不论比分，总是不急不燥，那钢铁般的意志，都让人自惭形秽，让赢球的感觉自己跟输球的似的，有股子王气。韩国人也认真，仿佛跑不S的马，属于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有股子狠劲儿。所以，德国人的奔驰、宝马能满世界跑，而韩国人的“现代”能在德国人的土地上跑。

其实，平心而论，我们隔壁的小鬼子也很认真，而且还和我们一样“S要面子”。只是小鬼子“要面子”到真的会去S，认真到会切腹自杀。而我们呢？且看6月15号的世界杯预选赛，天津水滴体育场刚刚落下的一幕，即使面对看台上数万球迷——绝望到疯狂地集体喊出“中国队，解散”——我们的国足也不会有哪怕一丝去S的心。确切地说，这就是我们的国民性，我们“要面子”到刚刚好不会去S。
所以，小鬼子的汽车能在美国本土打败通用、福特，而我们只看到全世界的车都在我们的土地上跑。如此看来，正如1925年，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所写的：“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今天我又见识了土耳其人的认真。只是这“认真”有点怪，既不似德国人的刚正，也不似韩国人的执拗，比小鬼子少了点偏狭，却多了分挣扎，透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邪行。就像他们的马刀——人家的马刀都是直的，他们偏是弯的，形如新月。或许是新月的光辉淡出我们的视线太久太久，若干年后，重新审视这个曾经雄霸海上丝绸之路、链接东西方文化和贸易通道，斑斓出五彩辉煌的伊斯兰文明的中东古国。土耳其，宛如蒙了面纱的肚皮舞女郎般，风情万种又扑朔迷离，恍惚依稀可辨“一千零一夜”的奇幻和沉寂。

无论近东或者远东，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都是东方距离西方文明最近的异域中心，历史上一直以竞争者甚至征服者的角色亮相。阿拉伯人、波斯人作为世界文明曾经的推动者，拥有2700年历史的伊斯坦布尔，就是那个时代坐标的原点：东罗马、拜占庭和奥斯曼三大帝国的首都在这里重合；欧亚大陆的空间距离在这里缩小到最极点；东西方文化在这里碰撞、对接；全世界的冒险家——从这里开始他们异域的梦幻之旅。
随着欧洲文艺复兴的觉醒，西方渐次向世界输出他们的文明。星月旗在最近的时空距离感受到了文明激荡的力量，亲眼目睹了欧洲文明的崛起，见证了星月的升腾与陨落。土耳其，一个古老帝国的缔造者，独自斟满加入欧盟的渴望与绝望，西风中饮下寻求认同的尴尬和不堪。

土耳其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Orhan Pamuk）说：“现在我们这些国家渴望现代化，渴望它能带来的好处，但我们也担心现代化会使我们失去自己的民族身份。”土耳其铁骑在本届欧洲杯上完成了三次绝地大逆转，最终被德国机械化军团的战车阻在决赛的门槛。土耳其人的表现，仿佛他们在文明复兴道路上的剪影，我们从中看到了无奈和挣扎，也看到了忍耐和不甘，更看到了认真和坚持。
无论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种“认真”，各民族所表现的认真有多少异同，大直若曲、大方无隅都是亘古不变的真理。足球是很能看出些国民性的，我们古老的中华文明，是到该认真反思和反思“认真”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