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三

夏天在环线上，经常看到一个旧衣破衫卖玉兰花的老妪。烈日曝晒之下的地表温度高达50摄氏度以上，她头上盖一条浸过水的湿毛巾算是遮阳了，左手护一只铝制的饭盒在胸前，上面用湿布掩好，里面会整齐地盛放两排玉兰花。期盼的眼神从接尾的车龙中梭巡，开车人的摇手甚至不屑，她都不会有半点嗔怒。如果有车窗摇下，她会赶忙颠步过去，一块硬币就能换一缕馨香。当绿灯亮起，她又闪到一旁的安全岛，耐心守候下一个红灯。

那花细细长长，会周到地留出半毫米的茎部弯好一圈细小的铅环。悬一朵在车里，清新怡人。做交警的朋友时常告诫，驾驶者的行为，是对交通危险的姑息和纵容。但小小一朵淡雅幽兰何尝不是散发着生活里辛酸苦痛的气息？如果不是生活所迫，谁又愿意拿生命冒险仅仅为去换取微薄的一元？在这里，尊严让位与卑贱，危险相对生存的压力——显得那么无足轻重。
每次经过，我依旧会向那老妇人买上一朵玉兰花。拥挤的世界，有谁会去着意关注这样一朵花——凝脂玉中透着微微地黄：纤弱的美丽，坚强地绽放。
蕙质兰心，出谷送香到俗尘，变身一枚小小铜钱供人讨生活。与花比，人别是无心的就好，反叫花取笑了去。

四

在象征主义大师波德莱尔那里，深处的灵魂极度颤栗，从而引起了花体的突变。花，不再像平时那般美好，所象征的东西也面目全非。他称之为“恶之花”。意味着那些无法讴歌也无法回避的忧郁和理想，城市生活、扭曲、压迫感、叛逆，甚至死亡。也不仅仅是邪恶，而是恶和美的复杂象征。

前日看海岩的新作《舞者》，其中有一段“买妻”情节。女主角被拐卖到公路不通的大山里头，千辛万苦逃出生天。我们当然庆幸漂亮的女主角——一朵鲜花，不至枯萎在物理封闭的野山坳。只是回头想想那个愚昧又善良、可恨又可悲，老实巴交的山里汉子呢？一颗汗珠摔八瓣在黄土地里刨了二十多年，所有积蓄加上借遍全村才勉强凑够人贩子的七千块钱...最后人财两空反背负一身债务的他，又将如何继续他的生活？当文明、道德与更残酷的生存问题直接碰撞，救赎与自我救赎、文明的秩序与悲悯的情怀，人性的天平究竟可以倾向哪一方？

圣经里，基督的救赎总是充满了矛盾和理想。“佛祖拈花，迦叶微笑”，佛家的救赎却透着东方美学的恬适与超然。我不确定——恶，是否从外面闯进心里来的？但我相信，此岸花和彼岸花，一定都是从心（芯）里开出去的。

五

说到“舞者”，曾经在昆明的花市认识一种花，唤作“跳舞兰”。鲜艳的明黄星星朵朵，远远望去如群蝶振翅翩然枝头。走近细看，那花竟似通灵的一般，每朵花的花瓣都裂成提琴状的三片，宛如展开的舞裙。花萼蹙在一起象极一张小人脸，满枝的精灵风姿摇曳活脱一群宫廷的舞者。只不知是这群蝶入了庄周的梦，还是庄周入了蝴蝶的梦；是这花象了人间的舞者，还是舞者象了花界的精灵。

《传习录》里的辑录：先圣（指王守仁）游南镇，一友指院中花树问：“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干？”先生云：“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心之外。”
原来，万物都不在心之外。一朵花就是一个世界，整个世界都在一朵花里（一粒沙里？一颗心里？）。花里的世界，世界里的花，就像炽烈爱情中的男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好！
然而，“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同归于寂”，这么美好的世界，这么美好的人儿，这么美好而丰富的我的内心，如果不能彼此相遇和分享，又将是一件多么大的遗憾。


花开花落又一年，有些花事，或生而有之，而另一些则只存在你和我的记忆，心外别无一物。如此，探问一朵花，它既在身外，又在心中。如果你能从足够远的未来看世界，也许你会发现花与生命、与磨难的机缘——而往事如花，开遍心的原野。

素年。锦时。C’est la vie!

黄昏路边，常有小贩推着自行车卖花。下班总喜欢顺便带一束回去，养在卫生间里。世人爱花，多爱妆点在厅堂。花是摆了，只是进进出出的余光再难顾及那份千娇百媚地孤独。除却插花入瓶地那一刻，眼睛照看最多的，恐怕还是沙发对面的方寸荧屏。
任是再美好的物事，一旦是自己的，处得久了，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一部分，仿佛一件熟悉的家具，哪有心情日日赏玩。莫不如置于囹圄斗室，方便之时，好过“枯坐”面壁。觅得片刻“静坐”相对，花还是俗常的花，柔柔不盈一握，却萧萧不屑尘间——细细想开来，不由横生一种莫名的感动。

一

花开一季好比人生一程。无论闲在山野抑或闹在尘世，锦时须知素心以对，花期开始死亡也便开始了。生命是花，我们爱的不是那娇红艳紫，而是那晓风皎月下的深情舒放。生命如花期，是一个长长地等待过程。花蕊含苞的日子，恰如素年的生命存一颗锦心，须等得、忍得、守得。烦躁了，何妨手倦抛书，秋风丝雨煮清茶？生命不是花，当于寂寞中也能开出花来。

美丽的花，如果一直开下去，就不真实了。世间万物，总是残忍地从极美到极丑作终极呈现。花叶开得倦了，垂首萎形，干瘪发黄的年纪，轻轻碰触便片片跌落满地青春的叹息。友人的韩国妻子惜花，不忍其衰败。于花朵盛开之时取红绸缚起，避开日光，倒悬梁上通风处月余，乃成干花。我见过一次，花形不散，枝叶筋骨刚硬。非饱和的色彩，褪去光鲜亮丽的生躁与浮俗，仿佛添了一层“灰度”，略带怀旧的伤感，很是不错。只是如此土法制干花，须下得狠心，亲手终结一份盛开的美丽，此其一；日日见一缕香魂倒悬于梁上，稍作联想，如何作忍？

落红本非无情物，奈何黛玉之后，再无香冢，足见淡漠的反是人心。花若识语，千年一曲《扬州慢》：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二

仓颉造字，莫非鬼斧神工之笔。
比如这个“蕊”字，想来是何等奢侈？草叶覆盖下，层层叠叠一气竟用了三个“心”。若说花蕊是花的精魄，那人的灵魂该是人心。《庄子》云：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我常作“哀莫大于‘忙’”解。人心死了，可不就合成一个“忙”字？我们孜孜以求的品质生活，纯天然的长纤维埃及棉，白天裁就合体的衬衣，晚上铺成柔软的床单，贴身呵护着城市精英奔走一族品质奢华的荣耀。殊不料，那就是一匹用作古埃及法老的“裹尸布”呀！凡身不自知，所谓“行尸走肉”，莫过于此。

传统国粹里，围棋讲究眼位，国画讲究留白，皆谓之曰“气”。如果将人生比作棋局或者一幅长轴画卷，那么闲情、闲心和闲趣该是其中的“眼位”和“留白”吧？或逼仄、或疏朗、或轻盈、或负重、或腾挪、或凝滞，我们期待怎样的一个人生格局？花蕊错过了花信，还可以等来年；负重的人心错过今身的“留白”，还可以等来世么？

爱克曼在《歌德谈话录》中曾这样记述：莫扎特、拉斐尔都是36岁去世，拜伦也只是稍微久活。他们在中年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所以离开人世的时间到了，而其他的人还有许多事情去做，因此也就把在人世的时间拉得很长很长。
——人心死了，忙忙碌碌，只是留下躯壳来赎罪罢了。

<续下文>

如果从来就没有上帝，上帝怎么会死？没有生，何来死。如果有上帝存在，上帝应该是万能的，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上帝如何会死？
如果这样开始我们的话题，那似乎根本就没办法继续。简单关心上帝本人的生死，只可能陷入康德的二律悖反，只会让地下的尼采再疯一次。“上帝死了”是尼采在发疯之前喊出来的，他在20世纪前夜，先知般地预言一个虚无主义时代的到来，“随着对基督教上帝的信仰已被摧毁，那么，以这种信仰为基础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那些东西也要随之坍塌，例如全部欧洲人的道德，这引起了巨大的、连续性的崩溃、毁灭和倾覆，推倒了我们面前所矗立的一切，”（尼采，《快乐的科学》）。
显然，在虚无主义笼罩下，人类和个体的生存都失去了根据、目的、意义。道德价值体系被颠覆，这必然导致“既然上帝不存在，那么可以为所欲为”（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的恐惧和战栗。所以，“上帝死了”不过是尼采用以概括当年虚无主义的基本命题，其实质就是——信仰的危机。

说到信仰，我们不可避免的将它和宗教联系在一起。宗教是一种信仰，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我们是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教科书上，宗教一直被简单的归为统治阶级的工具，无知、愚昧、反科学的代名词。所谓的儒、道、释：儒家对我们的影响极大，但没有对终极问题的回答，只解决社会伦理问题和维护宗法等级秩序，还不能成其为宗教；道教模仿佛教，发展出了完整的宗教体制、仪式、有固定的场所和神职人员，但“阴阳家与道家思想结合而形成了道教……这种有组织的宗教虽以老子为宗师，却与早期的道家哲学毫无相似之处”（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而道教此后以占卜和炼丹为己任，孜孜以求长生不老，早已沦为方术和迷信；
佛教自印度传入东土大唐，千年以来倒是香火旺盛，与传统儒学一番碰撞之后却功利化和世俗化了。佛的本意是觉悟，而不是法力无边的神。佛教异化的结果是，大批没有信仰的人装作有信仰，完全散失了对神应有的尊重和敬畏。在他们眼里，神是可以贿赂的，烧香、磕头、捐善款就可赐予现实的利益——升官或发财；神是可以玩弄的，祭拜的供品也可以化成自己的腹中物。（倒是不浪费食物。只是，佛祖倘若有灵，看得吃不得，莫不要气死才怪！）或者，被气死（杀死、饿死）的不是神本身，而是人身上的神性死了，我想，这就是尼采不为人知的痛心吧。

宗教信仰构成了西方社会价值体系的根本，那么我们既无宗教信仰的传统，千年文明的道德基础又是什么呢？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人类吵架，一旦互相辱骂，都共通地、免不了要“问候”一下对方的母亲。据我所知，其它语言骂到极致也就到这里了，充其量是1.0的版本。而我们国人骂到极致却可以将版本无限升级，必可以将对方的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一遍。这里反映出一个异于其它文明的奇特现象，我们的道德体系构建在一种宗族崇拜，或者宗法等级秩序上。长期封建体制下的农耕文明，个体的人被土地所束缚并世代沿袭，姻亲和血缘将个体与家庭、族群捆绑在一起。所有社会关系，无论君臣、夫妻、兄弟、朋友都最终归结为不同形式的父子关系，或父子关系的衍生（比如，君臣如父子，长兄为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等）。由此，在宗教寺庙之外另有宗庙和祠堂，法律之外还有家法和族规，对个体行为和道德产生极为强大的约束力量。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曾将中国描述为“家庭主义之国（Famil-istic State）”，直指“亲戚和族群间的信任，构成了社会信任的基础。”

浙江民间现在依然盛行的“标会”（即民间借贷），就是在此基础上运行的典范：十几、几十甚至上百万的融资规模，仅需约定利息和期限，无需任何担保和抵押，完全在法律体制监管之外，其坏账的比例甚至远比西方发达国家的银行还要低。
然而，宗法体系下的道德信仰发展到今天，也自有它丑恶的一面。比如乡间的农户把用原始方法生成的豆芽卖给乡邻，却使用氨水、除草剂、保险粉等化学原料大量生产豆芽，将用化学品浸泡的果蔬，供应城市。伴随着封闭式农业经济的解体，科技发展何市场经济使更大空间范围内的商品交换成为可能，我们原有的“熟人社会”的诚信体系随之“礼崩乐坏”。智慧让位于投机取巧，维系千年的信仰之光退化成为一座华丽的坟墓。
科学技术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方便和舒适，市场经济使我们享受科技文明的成本降到最低。那为什么社会进步反而导致了人性的倒退，使我们的社会陷入道德信仰的危机呢？重新审视我们引以为傲的宗法信仰，我们发现那并不是商品经济造成的，而是这个传统里本就缺乏的东西。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是建立在“礼”的基础下，尽管《论语》也多处提到“仁义礼智信”中的“信”，但真正将其纳入核心思想的却是董仲舒，并由此合成“三纲五常”中的“五常”。而正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里的“信”也是要服从等级秩序和宗亲关系的，始终处于一个次要从属的位置，为“忠”服务。这个“信”，只是忠信，而不是诚信，因为个体间的不对等；更不是信仰，因为个体尊严的严重缺失。

我们的信仰体系从服务于社会政治和伦常秩序，一步跨入到商品经济社会，“忠”无所终，突然找不到方向。“上帝死了”，突然将人的自我还给了我们自己，由此绝对的孤寂和无依无靠成为“人”的现实；“上帝死了”，徒留下我们“人”独自在形而上的悬崖上哭泣。我们的信仰迷失在虚无主义的荒野，官员为金钱和权术所蒙蔽，媒体失去了应有的新闻道德，商人们贪婪攫取、利欲熏心……于是，北京的“纸包子”出炉了、襄汾的“尾矿库”溃坝了；洪洞的“黑砖窑”刚刚拆毁，更多的“黑煤窑”却将信仰、人性的尊严、无辜的生命、神以及我们自己一次次活活填埋。
当我们知晓三鹿“奶粉门”，竟然是由新西兰政府绕过河北地方官员，直达中南海才曝出的黑幕；当我们知晓一年前的央视《每周质量报告》，称三鹿集团拥有1100多道检测环节；当我们知晓百度公开承认三鹿“公关案”；当我们知晓蒙牛和三鹿还在继续玩着是“往牛奶里加三聚氰胺，还是往三聚氰胺里加牛奶”的文字游戏……活脱脱一幅政府、媒体和商人相互勾结，谋取各方利益的当代浮世绘。面对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除了鲁迅那句：“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我们还能有更多的言语么？

据《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宋高宗曾以黄庭坚所书《戒石铭》，颁于当时南宋统治所及各州县，“面向县令办公处事之大堂”，上刻十六字碑文：“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体制的监管总是有漏洞的，道德信仰的重建又谈何容易？人，总是要有所敬畏的吧。《增广贤文》有云：万事劝人休瞒昧，举头三尺有神明。我们所谓的“上天”、“神明”，就是西方的“上帝”吧。只怕上帝来到我们中间，上吊也是唯一的出路了。正如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借“狂人”之口宣称的：“上帝死了！上帝真的死了！是我们杀害了他……你和我，我们都是凶手！”

可怜的“三鹿”孩子们终要长大的（会么？全部么？），我们该告诉他们些什么？他们对自己将来的孩子又会说些什么？曾经看过话剧版的《白娘子》，白娘子和许仙育得一（人）子，自己却是从未真正成“人”的。剧本是这样结束的，白素贞领着一个小孩走到台前：
——孩子，看看吧，他们就是人，这些就是人类!

当它们存在于流逝之外，我们就不再沉默。它们是烫那些和青春有关的日子上明媚的刺青，它们冻结时间、陈列历史、展览不被忘却的纪念，纪念那个有关于信仰的年代。

当我们所有关于信仰的记忆已成昨日，当我们的关于理想的叙述开始涣散变得语焉不详，当披头士在歌里忧伤地唱：I believed in yesterday……我们的感情开始流露得有些突兀。当麻木成了常态，生活的意义总结成为无意义，当我们沉溺在个体无意识的呻吟不可自拔，我们发现孤单被放大经久难愈，我们也发现了我们一路走来一路捡拾，却一路丢掉更多。

我们嘲笑诗人，于是我们丢掉了那个年代近似于疯狂的感动；我们依赖网络与电邮，于是我们丢掉了手写信笺与情书的温暖；我们空前的拜金主义，于是我们丢掉了梦想与坚持；我们盲从科技可以改变一切，于是我们丢掉了信念与精神的力量。
我们追求速度，于是我们丢掉了慢，与悠闲的乐趣；我们因为拒绝伤害，于是丢掉了奋不顾身地淋漓；我们用暧昧慰藉孤单，于是我们丢掉了真正的爱情。我们丢掉了怀疑与思考，丢掉了追求真理的执着；丢掉了白衣飘飘的年代，丢掉了纯真与信任；丢掉了勇气，丢掉了社会和家庭的责任……其实我们什么也没有丢掉，我们丢掉的只是我们的信仰——我们向前向前，丢掉的，只是回家的路。

今天，之所以区别于昨天，恰恰是因为昨天的的感受依然在我们心中。
在我们还来不及提问，昨天已经被封印在这些陈列之中缄默不语。它用一种水滴石穿的速度破门而入，迷失在我们光秃秃的记忆森林。
昨天是不带音响没有空调的自行车后座上的姑娘——裙裾飞扬的青春散场。木头吉他上反复吟唱的那些老歌，没有华丽电声，简单的和弦却能拨动柔软心底的颤音。父辈们三大件就可以完成一场婚礼，没有这些那些牌子的粉底腮红——新娘笑起来依然明亮动人。昨天，所有人都愿意相信永远，虽然没人知道永远有多远。他们也许说不清楚爱情是什么，但是却能坚定地告诉你：结婚——就是永远在一起，过一辈子。

昨天是顾城北岛大声朗诵“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是卡带里的罗大佑“终究难舍那片蓝蓝的白云天”。昨天是朋友与青春捆绑出售的单纯，打架逃学爬墙什么坏事都一起干过，偷爸爸的烟呛得满眼泪水，堵雨巷里“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女同学。昨天，墙上没有广告牌，刷着鲜红的大标语；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巧克力，嚼着大白兔一脸满足郑重其事谈人生谈理想——长大要当解放军当大学生当科学家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

昨天是放学经过小巷子邻居家里飘出来的饭香，是北方的整个大院南方的整条里弄人们彼此相熟，是孩子从小一起玩橡皮筋跳房子滚铁环拍洋片。昨天是如饥似渴地阅读手抄本，是叶芝是普希金是卡尔维诺是米兰昆德拉，是罗马假日和莫斯科郊外的夜晚，是爱情万岁，友谊万岁，青春万岁，理想万岁，明天万岁，毛主席万岁。

昨天小心翼翼珍重万分将理想和信念邮寄给今天，小凡卡一脸虔诚歪歪扭扭写信封上的地址：乡下，爷爷收。

看球的人都知道这句话：足球是圆的。（足球可不就是圆的么？不看球的也知道！）
说“足球是圆的”，是极言足球比赛的戏剧性和结果之不可测。但任何事物，正所谓“无方不立”。“场上一分钟，场下十年功”，那是老话了，稍纵即逝的战机，临门一脚，来不得半点的投机取巧。
还说：上场一分钟，认真六十秒。（好象还是老话！）。同样是认真，各民族间还有不同。日耳曼人不论输赢、不论比分，总是不急不燥，那钢铁般的意志，都让人自惭形秽，让赢球的感觉自己跟输球的似的，有股子王气。韩国人也认真，仿佛跑不S的马，属于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有股子狠劲儿。所以，德国人的奔驰、宝马能满世界跑，而韩国人的“现代”能在德国人的土地上跑。

其实，平心而论，我们隔壁的小鬼子也很认真，而且还和我们一样“S要面子”。只是小鬼子“要面子”到真的会去S，认真到会切腹自杀。而我们呢？且看6月15号的世界杯预选赛，天津水滴体育场刚刚落下的一幕，即使面对看台上数万球迷——绝望到疯狂地集体喊出“中国队，解散”——我们的国足也不会有哪怕一丝去S的心。确切地说，这就是我们的国民性，我们“要面子”到刚刚好不会去S。
所以，小鬼子的汽车能在美国本土打败通用、福特，而我们只看到全世界的车都在我们的土地上跑。如此看来，正如1925年，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所写的：“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今天我又见识了土耳其人的认真。只是这“认真”有点怪，既不似德国人的刚正，也不似韩国人的执拗，比小鬼子少了点偏狭，却多了分挣扎，透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邪行。就像他们的马刀——人家的马刀都是直的，他们偏是弯的，形如新月。或许是新月的光辉淡出我们的视线太久太久，若干年后，重新审视这个曾经雄霸海上丝绸之路、链接东西方文化和贸易通道，斑斓出五彩辉煌的伊斯兰文明的中东古国。土耳其，宛如蒙了面纱的肚皮舞女郎般，风情万种又扑朔迷离，恍惚依稀可辨“一千零一夜”的奇幻和沉寂。

无论近东或者远东，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都是东方距离西方文明最近的异域中心，历史上一直以竞争者甚至征服者的角色亮相。阿拉伯人、波斯人作为世界文明曾经的推动者，拥有2700年历史的伊斯坦布尔，就是那个时代坐标的原点：东罗马、拜占庭和奥斯曼三大帝国的首都在这里重合；欧亚大陆的空间距离在这里缩小到最极点；东西方文化在这里碰撞、对接；全世界的冒险家——从这里开始他们异域的梦幻之旅。
随着欧洲文艺复兴的觉醒，西方渐次向世界输出他们的文明。星月旗在最近的时空距离感受到了文明激荡的力量，亲眼目睹了欧洲文明的崛起，见证了星月的升腾与陨落。土耳其，一个古老帝国的缔造者，独自斟满加入欧盟的渴望与绝望，西风中饮下寻求认同的尴尬和不堪。

土耳其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Orhan Pamuk）说：“现在我们这些国家渴望现代化，渴望它能带来的好处，但我们也担心现代化会使我们失去自己的民族身份。”土耳其铁骑在本届欧洲杯上完成了三次绝地大逆转，最终被德国机械化军团的战车阻在决赛的门槛。土耳其人的表现，仿佛他们在文明复兴道路上的剪影，我们从中看到了无奈和挣扎，也看到了忍耐和不甘，更看到了认真和坚持。
无论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种“认真”，各民族所表现的认真有多少异同，大直若曲、大方无隅都是亘古不变的真理。足球是很能看出些国民性的，我们古老的中华文明，是到该认真反思和反思“认真”的时候了。

收获往往在收获之外。一场精彩的比赛，会让人关注比赛本身；一场沉闷的比赛，却会让人收获一些意外不可得的东西。有心的球迷朋友或许早注意到了，本届欧洲杯球员袖标的变化。即每个参赛队球衣的左臂处都多了一条“RESPECT”的长条LOGO，取代了以往的“FAIR PLAY”标记。

众所周知，“公平、公正、公开”一直是规范竞技体育的先决条件，也是现代商业行为的市场准则。公平竞赛，具体表现在体育比赛中，更多是对他人的要求，（比如参赛者要求裁判公平裁决、对手不搞小动作，或者裁判要求参赛者遵守规范等等）。而今天欧洲足联喊出的“RESPECT”，宛如夏日雨后刷洗出“绿肥红瘦”的清新空气，不由得令人眼前一亮，精神为之振奋：既尊重对手、尊重裁判，也尊重比赛、尊重观众，更尊重自己、尊重荣誉……这无疑是欧洲体坛一次漂亮的自我提升，更加具体和人性化的思考，尊崇每个个体的自由和价值，力求将体育精神细化到每个选手的血液里。从要求别人，到要求自己，Bravo UEFA!

仔细想来，“FAIR”实在是个很空泛的概念。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原本就不曾公平过，即便具体到考场、职场、赛场，“公平”也只能是相对狭窄的概念。比如，同样是高考，北京、上海的考生就比外省的录取线要低；比如，平原国家到高原国家打比赛就不太适应；比如，在大城市就比中小城市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人一出生就有家庭贫富差别、相貌美丑之分，何来“公平”可言？这就注定了“公平”是要靠我们自己去奋斗、去打拼、去诠释的：“公平”是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创造机会；是梁山好汉“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把握机会；是诸葛孔明耕于陇亩，不忘“三分天下”，等待机会。
“公平”从来就不是免费的午餐，放大到国际竞争中，“公平”就是——谁制定了标准，谁就享受了“公平”。难怪鲁迅先生会在二十年代发出呐喊——“费厄泼勒”应该缓行。

如此，与其坐等要求别人给予一个“公平”，不如务实一些，给自己多增加些赢取“尊重”的砝码，和获得“公平”的机会。正如职场招聘中，企业经常提醒求职者的一句话：不要总是问公司能给你什么，多问问自己——我能为公司做什么？
一说到务实，许多人就直接奔着钱去了，我所理解的西方社会的务实精神不是这样的。西方人的务实是——双方寻求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法，而把是非之争放到次要。务实精神的灵魂恰恰就是——“RESPECT（尊重）”：尊重别人也有别人的是非标准，从而具备了协商的精神。协商已经是一个商品社会所必须持有的态度，与之相反的是从固执自己的原则发展到“要求（或者乞求、抱怨、指责甚至谩骂）”别人，结果往往“损人不利己”。
反之，即便东方人理解的务实精神，具体表现为包括武力、强权、金钱等所代表的POWER（话语权）。那么，是不是更应该表现为尊严、气节，或者自尊和自重所代表的POWER呢？自尊自重，不正是“尊重”最本质的含义么？那么，停止抱怨和空想，务实进取吧。

或许有人要问：难道西方喊了这么多年的“FAIR PLAY”真的就全无意义吗？其实不然，具备了务实的精神，也就理解了“尊重”，进而理解了“公平”：
合理的公平、合理的不公平，以及不合理的公平。
关于“FAIR”和“NOT FAIR”、“RESPECT”和“BE RESPECT”，我们老祖宗有两句话——《周易》有云：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江南梅雨霏霏的时节，欧洲大陆正如火如荼，上演一场足球的豪门盛宴。荷兰橙色旋风的畅快淋漓，意大利蓝色军团的跌跌撞撞；俄罗斯白衣剑客快意恩仇，葡萄牙红魔海盗回天乏术；法兰西的高卢雄鸡早早就鸣金收兵，日耳曼的德国战车依旧高歌猛进……无所谓割爱，无所谓痛惜，倒是可以每天在黎明的疲惫中满足的睡去。相较而言，土耳其对阵克罗地亚本是场可看可不看的比赛，沉闷的90分钟甚至让我睡过了大半场。然而，加时赛最后的三分钟，却意外地催生出一个令人瞠目的结局，让人在本该睡去的周末早晨辗转反侧起来。

当克罗地亚在第119分钟打入致命的一球，1：0，全世界都准备起坐离席……第121分钟，加时赛的伤停补时……全世界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土耳其人惊天大逆转，竟然再次将比分拉平，1：1。即便以斯拉夫民族的强悍个性，克罗地亚的精神也彻底崩溃了，甚至无力将点球送近门框的范围。那一刻，是古老的奥斯曼帝国灵魂附体么？明月弯刀高高祭起，余晖中划出漂亮的弧线，4：2，绝杀！
确切地说，球赛本身不是这里记叙的目的。这个早晨，刺痛我神经的已远不是足球本身，而是触碰了我许多早已麻木的精神记忆。且辍补若干碎片，就当是足球以外的断想吧。

断想一：一具死去的标本
人类记忆选择性遗忘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致情感迅速变得麻木和认为顺理成章。比如，一个读起来尤有余温，听起来却又恍如隔世的国家地名——南斯拉夫。看过电影《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吗？至少知道铁托元帅吧？还记得当年丰田杯上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红星队与荷兰三剑客率领的AC米兰——那赏心悦目、行云流水般的完美对攻么？新生代或许只对那位带领国足冲出亚洲的神奇教练米卢多少有些印象。唉，这个可怜的老头！他当时的履历表后面，写的就是“南斯拉夫”。然而，1992年以后，米卢的国籍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南联盟共和国”；到了2003年，又无奈地成了“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现在，我看，只能写“塞尔维亚”了。

如果说，我们尚且、曾经想当然地对南联盟，保留着“前南斯拉夫”的情感的话。那么随着黑山共和国独立，随着科索沃宣布自治，“南斯拉夫”这个地理名词——终于在我们记忆的硬盘里——彻底格式化了。
现实如此残酷，比如，有一天我们会突然发现自己老去，就象从来就不曾年轻过一样；比如，一个国家就这样在我们眼前消失，然后从记忆芯片中删除，就象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南斯拉夫，一个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叱咤国际政治舞台的响亮名字，就这样“死”去，转眼就成了历史解剖台上的一具标本。我们甚至，都来不及发出一声叹息！

以南斯拉夫为标本，我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经济发展极不均衡的国家，同样存在不同强度的分裂势力（比如台独、藏独、疆独）。因此，在如何制定民族政策上，在如何保持武力威慑扼制分裂，以及如何弥补中西部之间的经济差距......无疑将是共和国未来的一大挑战。
黑山人和塞尔维亚人同属斯拉夫族，黑山是南联盟唯一的出海口。不禁想到，地理上，我们在东海也有个唯一的出海口——台湾。历史留给我们一道难题，考验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

许久未在这里重拾关于时尚的话题，盘点刚刚过去的2007，从英伦刮起的一股绿色旋风，为时尚界开辟了一个别样清新的主题，着实可圈可点，令人眼前为之一亮。
Anya Hindmarch，这位来自Pedder Group旗下的英国设计师大大的玩了一把概念，打出一个口号：“Save the world, use the Fiver（拯救世界，用五英镑）”。名师设计，加上物超所值的价格，难怪3月20日正式上市的当天，伦敦20000只时尚布袋在一小时内就被抢购一空。伦敦时装周期间，名模Erin O'Connor携带此限量包出席Paul Smith的Fshion show，更让这个布袋顿时成为欧美时尚圈炙手可热的新宠，并迅速在eBay飙至200英镑。编织的麻绳提把，环保的设计理念，相较天文数字般价格的名牌包款， “I'm Not A Plastic Bag”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
很难想象，一只售价不足百元人民币，名唤“I’m Not a Plastic Bag”（我不是一只塑料袋）的环保布袋，竟然将Hermes的Kelly和当季LV的风头占尽，让各大品牌包袋黯然失色。从英国《卫报》（The Gardian）将塑料袋评为“人类最糟糕的发明”，接着时尚界举起反塑料大旗，各大奢侈品牌纷纷推出所谓环保理念购物袋——比如Hermes的丝绸和牛皮手袋、Martin的尼龙购物袋、Cloe的帆布购物袋等，再到“I’m Not a Plastic Bag”的万千宠爱集一身。环保携手时尚在国际舞台的第一次亮相，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一个曼妙的转身，也给2008留下了更多的期待。

近日看新闻，国务院发布禁令：自2008年6月1日起，所有商场、超市等商品零售场所不得继续提供免费的塑料购物袋。我不知道有多少年轻的都市一族，会因为加收的小小一毛钱，从此“旧袋重提”——象老辈人挎蓝子逛菜场一样，带着自己的袋子上超市。因为在我们这个其实并不富裕的国家，我们的国民总是有着超乎国力的奢侈表现。
比如我们并不陌生的星巴克，都市人群中应该有不少经常光顾的，却难说有多少人了解“星巴克指数”。这项新奇的指数源于“星巴克”在全球推出的一项减少废物计划——只要顾客自带杯子买咖啡，就可享受“环保折扣”。将每天自带杯子消费的顾客数，除以当天卖出的全部咖啡杯数，即为“星巴克指数”。仔细回想一下，我们在国内星巴克门店的价目表上，都应该读到过如下字样：自带随行杯可折扣2元。可据有关报道，上海“星巴克”每天卖出约15000杯咖啡，其中自带杯子的顾客不足30位，即上海的“星巴克指数”仅为5％，而这一指数在伦敦和纽约的均为50%。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即便这差强人意的5%，竟然也是由在沪的外国友人“操刀主罚”。

从购物袋到随行杯，当环保遭遇时尚，在根深蒂固的“炫耀消费”观念面前，“环保折扣”是表现得如此苍白无力记得李肇星在对北大学生的演讲中曾提到——他在和老外辩论人权问题的时候会质问：“我挨过饿，知道什么是人权，你挨饿过吗？”（2007年7月8日《新京报》）。撇开人权不谈，其实这句话也大可以，换种方式，问问奔涌在时尚大潮前沿的消费生力军——没经历过饥饿的、我们自己的年轻一代：挨过饿吗？知道什么是节俭吗？恐怕换来的是一片鄙夷和不屑，都市达人们——无论挨过饿的、没挨过饿的，都会迫不及待，象钱钟书先生说的“用牙上的肉屑来证明自己吃的好”。

一丝一缕，恒念物力唯坚——当时尚也开始高喊“环保主义”，当国外的年轻人纷纷以环保为时尚，我们的处于20～40岁的社会中坚层，整体的环保意识却始终“千呼万唤‘不’出来”。究其原因，或者有历史的、文化的、世俗的等诸多层面，但国民教育的错位缺失首当其冲，难辞其咎。
当我们的社会在物质的康庄大道上日新月异，我们的大学在年年扩招中高歌猛进，我们教育国民的手段却实在乏善可陈，甚至贫乏得有点可怜。试问在一个全球化、网络化、多元化、个性化的时代，标语和口号，果真还能继续规化大众、教育大众么？我们是否应该有顺应社会变化的，更多更有效的手段呢？比如我们的媒体，在领导我们进行一场又一场时尚消费革命的同时，是否应该对化育大众负起更多的职责？
说到媒体，我不由想到“影媒”和近年来的国产大片——这个年末岁尾经久不衰的饭桌话题。我们经常说好莱坞的大片是文化侵略，平心而论，我们着实很难把它简单的归入：视觉冲击和高科技合成的文化糟粕。从《拯救大兵瑞恩》到《蜘蛛侠》，从《泰坦尼克》到《勇敢的心》。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人道主义始终贯穿着电影的主旨，忠诚、勇敢、尊严、坚贞将一部部商业片上升到道德教化和精神启迪的终极高度。回顾我们的商业片呢？翻翻手机上的短消息就一目了然：看了《色戒》，才知道女人不可靠；看了《投名状》，才知道兄弟不可靠；看了《集结号》，才知道组织不可靠……汗！难道我们就是这样教化我们的国民？一边抨击外来文化，一边制造垃圾文化，一边继续我们的教条主义口号：请不要践踏草坪……

《左传》有云：“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民众是需要善加引导的。众所周知，澳大利亚新出了位精通汉语的总理Kevin Rudd，他就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签署了以控制温室效应为目的的《京都议定书》。对于澳大利亚国民乃至全世界，环保携手政治的这一次登台，无疑是2008年，人类给地球的——一个无与伦比的精彩亮相。
从时尚舞台到政治舞台，有人或许会说：那离我太远，我只是一个社会的追随者，我的一己之力实在改变不了社会现实。那么，让我们在这里重温一段濮存昕在CCTV的“奥运公益广告”来作为结束吧（观看视频）。

——有人这样问过我：“播出的一条公益广告，能不能改变我们生活中的那些陋习呢？”
——我说：“不！公益广告对于社会中的那些不文明的现象，也许不可能药到病除，但是我相信，一条公益广告就好象是一盏灯，灯光亮一些，我们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并且我更相信，每个人的心灵都像是一扇窗，窗户打开，光亮就会进来。我相信文明就在我们身边，离我们很近很近，近的触手可及。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10公分的距离；有时候，也许只是几十厘米的宽度；也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我相信，其实文明就在我们心中，我们会在生活中不经意地流露着 。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迈出一小步，就会使社会迈出一大步，所以我发现——文明是一种力量，就好像奥运火炬传递一样，在每个人手中传递，也能够汇聚所有人的热情。我相信你，相信屏幕前的你，更多地来发现，来释放自己文明的热情。”

有意思的是，这次的新法令实施刚好定在“六一”儿童节。我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立法者寓意深远。
从富民到环保，“旧袋重提”能走多远？这个“六一”——我们将拭目以待。


我们崇尚环保，
我们舞动时尚。
——环保，何妨以时尚的名义，C’est la vie！

前些日子传出西安将斥资十亿打造大唐华清宫，早些时候关于重建圆明园的争论更是闹得沸沸扬扬。到底如何看待古建筑遗址或废墟的保护和重建，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是反观近年来泛滥成灾的宫廷剧，唐朝人坐宋朝的太师椅倒也罢了，明朝升殿穿清朝的官服，就纯粹是拿观众当猴耍了。类似地，古建筑也有个“修旧如旧”的问题，如果“修旧如新”，那不单是造假吧，还把原件生生给毁了，须知历史是无法复制的。

在这一点上，嘉峪关无疑是令人欣慰的。修缮得法固然功不可没，数百年来不加刀兵，使它得以完整的保存下来，也是个根本性因素。如今，它旧貌焕然，沉沉稳稳的驻在那块土地上，象一方纸镇，朴拙而凝重，深情的压住这张纸，使我们可以在这张纸上描划属于我们的历史。
然而，回顾嘉峪关背后的历史呢？我却有一种压抑的感觉。嘉峪关太平静了，这种平静剥蚀了一个民族一切的外在活力。没有了面对明天的憧憬，只剩下悠远而畏怯的感怀，和一遍遍咀嚼昨天的体味。

从酒泉往西，已经是真正的大戈壁。一川碎石渺远孤绝，人站在那里就如满地碎石里的一块，凝固、硬挺，在干和热里不断消减成高密度的物质。驱车约三十公里，嘉峪关赫然在目。
小时读地理课本，说“万里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那磅礴蜿蜒的气势就一直在胸间涤荡。然而，天下第一雄关，究竟以何称雄？山海关与嘉峪关，哪个才是第一？这份疑惑在心底留存多年，直至今日，终于有幸亲历印证。

一、露拙藏锋

明朝洪武5年（公元1372年），征虏大将军冯胜于河西走廊最窄处，祁连山和黑山间落栓下锁，构建西北边防的第一道屏障。许慎《说文解字》，“嘉，美也”。峪，山谷。

嘉峪关（附图）坐东向西，由内城、外城、城壕三道防线组成重叠并守之势。关城基本是用黄土夯筑的，城基阔5米许，高约10米，城门用砖砌筑成高大的台基和拱券门洞。《肃州新志》称夯土层，“板筑甚坚，粗耰（注，锄镐）不入”。内城东北侧设“游击将军府”，于东西向分置光华门和柔远门，并各增一座瓮城围护。瓮城门开南侧，与城门不相直通。
沿城内北侧马道登顶，城墙上有2米宽的走道，外侧砌跺墙，内侧设宇墙，并垛口、箭堞、膫望孔和灯槽等一应俱全，供日夜守望防御之用。四隅有角台凸出，并砖砌两层角楼四座，形如碉堡；南北两侧中轴处还有敌台，分设敌楼。东西城门上各建关楼一座，砖木结构，面宽三间进深两间，回廊朱漆丹描，屋脊瓦当吻兽，三层单檐歇山顶凌空挑起、昂然欲飞。
城西门，即柔远门外复置一罗城，西向一面全部用砖砌固防，两端分设箭楼。罗城与外城南北墙构成双墙夹道，两翼长城外展成亮翅之势与两山相衔。这瓮城和罗城分别象方形和长条形的大天井，取“请君入瓮”、“天罗地网”之意。先将小股敌人引入其中，再放下两端闸门，困敌于四面高墙之内而歼之。由此可见，其作用已经不是防御，而是巧妙地变被动防御为主动进攻，在于有效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据史料记载，绕墙基外围2米处，原挖有深2.8米，宽10.6米的护城沟，50米外还有拌马坑，日久为沙石所填，已不可见。

沙漠地带罹患缺水，嘉峪关却城中有井，山上有泉，可谓占尽天时地利。关城内外更是穷尽战争智慧，层层设险、步步杀机。但即便如此，无论从气势、规模或者筑城材料上，嘉峪关和东边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还是无法相比拟的。综观整个冷兵器时代，世界范围内用于军事防御的城池，莫不依托山海的险要地势。 它却夯土为墙，孤独地矗立在荒漠间一片茫茫的开阔地上，即使和长城上的其它关隘相比，也存在着无险可依的先天不足。然而，嘉峪关平地设险，以一场战争中可能涉及的各种情况为假想，以缜密构思、精巧布局弥补地理环境的不足，将自己打造成了冷兵器时代军事防御工程的经典之作。的确，朴拙于外，暗藏乾坤，仅这份“胆识”和“机巧”，就足以“雄”视群“关”了。

（接上文......）

（三）

我说：“我在。”
尼采说：“不可证。”
庄子曰：“天地一蜉蝣尔。”
释迦牟尼说：“非‘我在’，是‘我执’。”

如此，神在，我不在。神是“昔在，今在，恒在”的，神是可以“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我叩问先哲：
“我既不是神，我在哪里呢？”
“同在”，苏格拉底当头棒喝！

原来宇宙万物的存在是需要一个“观照体”的。“燕之南者，越之北也”，离了“观照体”，一切“存在”仅是“幻像”罢了。天是相对于地的存在，是为天地共存；阴是之于阳的存在，是有阴阳互生。我在，须基于“她在”的前提。我在这里，刚好，她也在这里。一场“同在”的缘分，构筑在纵横的枝桠间，缔结在那小小的交叉点上，正如张爱玲谈论的爱情：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句：“噢，你也在这里吗？”

我，一缕无形无迹逐尘流浪的风，因了她的“观照”，从那双秋水瞳仁里觅得“在”的真身。人生的沙场，我不再单枪匹马；人生的风景，我不再照水自怜。“山有木兮，木有枝”，山川在、树木在、大地在，一个生命此时此际此身的有情和有觉，于浩浩莽莽的无限中：岁月在、你在，我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旧约》里的故事，稚童撒母耳，听到风中有个声音唤自己的名字，他抬头向天答应了那声呼唤：“我在这里”，从此成为神为自己所立的祭司，一生都是个威严赫赫的先知。我当然不是先知，也听不到上帝的呼唤。我只喜欢答应在她每一声低低地轻声呼唤里，在她寂寞无助的嗟叹里，在她午夜乍醒的梦呓里，在她不堪疼痛的啜泣里……随时能说“我在，我在这里”。

（四）

《旧约•创世纪》里，这一天，天起了凉风，上帝耶和华在伊甸园中行走。偷吃了禁果的亚当和他妻子听见上帝的声音，就藏身在树木中。上帝呼唤亚当，对他说： “亚当，你在哪里？”
——他噤而不答。

如果是我，我不会后悔，也不会藏匿，我会走出，说：
“上帝，我在，我在这里，请你看着我，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不是那个为神的ADAM了，我已经是个真实的人。不比一个凡人好，也不比一个凡人坏，我有我的逊顺和详，也有我的桀骜叛逆，我在我无限的求真求美求爱的梦里，也在我脆弱不堪一击的人性里。上帝啊，俯查我，请你俯察我吧!
——我在，我在这里。”


我在，意思是我在生命的宇宙中出席，存“像”，也存“在”，敢爱，亦敢恨。
——心存念想，感怀生命，C’est la vie!

——写在感恩节

小时候都会有梦想，70后的梦想可能是80后永远无法理解，甚至是觉得可笑的。我们会说：我长大要“当科学家”、“当运动员”、“当解放军”甚至要“当大学生”…...纯真年代！在那个物质贫乏，教育更贫乏地年代，我们都曾经坚信，2000年我们国家就实现四个现代化了，就赶英超美了，就共产主义了……就可以有很多大白兔奶糖了。

那曾经一脸庄严要“当解放军”的梦想，既浑然不知所由，终不知所归。记得三毛曾说：一个人没当过兵，没上过大学，是人生两大憾事。她的意思，上大学既不是“格物、致知”， 做军人亦无关“治国、平天下”。大学其实是教我们如何读书的地方，是陶行知先生说的“学为会学”；当兵更不是小朋友玩“骑马打仗”，部队是一个磨练人的地方，打磨人性处于逆境时所需的刚强意志和品格。

中国不是全民兵役，所以难免就有三毛所说的遗憾。国内这些年很是跳出了一些大企业，“联想”之类好象多了点“中国特色”，“盛大”之流又似乎带着点传奇色彩，深圳华为的任正非带着一群“阿兵哥”打天下，这个故事听起来却总是让人特别心潮澎湃。我是欣赏军人的气质的，站的正行的直，这不是做人的根本么？现实工作中，尤其欢喜军人那种雷厉风行。小伙伴中真有长大成了军人的，去看他们操练，最喜欢听他们点名：
“XXX。”
“到！”
宏亮而饱满，可以在操场上远远地激荡开去，勃发着青春的力度和热血。仿佛那不是在回答点名，而是在回答千载历史、万纪洪荒，向宇宙天地向上苍宣告我的存在。仿佛在向岁月向人生宣告我可以独立的“立”在这片土地上——我之为人的存在：有个年青人，他“在”这里，作好了一切准备，接受生命的洗礼也接受生命的一切挑战。

我在，但不是“某某到此一游”。后者是惶恐地、畏琐地，即使把“到此一游”刻遍楼台木榭，即便刻到了武后的“无字碑”上，历史又会选择抹去哪一个生命走过的痕迹？！
而“我在”是堂堂皇、浩浩然地，目中有江流回转，胸内隐万千丘壑，任风雨霜雪挑选和检阅。那是一名武将来到人生的两军阵前，一身亮盔亮甲，横枪立马，以挑战者的姿态，从从容大喝一声：
“XXX在此，来将通名”！

战功名战前程，也战欲望战衰老…..我敬重所有的对手，定要一一问名，然后行礼、亮枪，再轮番杀将过来。有一天我终要和疾病对垒，旗门开处会闪出癌症、脑溢血、心脏病……哇呀呀呀呀，也且来战它八百回合！上苍来劝降：
“与生命的缠斗，结局是早已注定了的。”
“可那又如何？我在——生命的战场，我就是一名战士，战死沙场就是一名战士最高地荣誉！”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但这一刻“我在”，我要让对手知道“我是谁”，我也要清楚知道我的对手是哪路病统魔将。只至力竭气绝，也要让TA说：
“XXX，与你的缠斗很辛苦，你是个值得尊敬的对手。”
——我微笑，然后行礼，然后尊严地告退。

我在，可以说得掷地有声，同样也可以说得悠然恬适。
日在，月在，我在天地之中；
山在，水在，我在风景之中；
岁月在，历史在，我在书卷之中。
只需绾一缕思古之幽情，背负五千个文字，我们就可以出发。把相机留给可怜的日本人吧，文明的另类缺失，惟将有情的山河压成冰凉的塑料卡片，西风凭吊。
而我亟需腾出按动快门的手，随便指一处山谷，去种黄菊，种白云，种布满红霜叶的青条石，种一壁三千尺的大瀑布，也种一束压低幽兰的愁绪香。而后，我只包一片月光回去，即可。回去夹在唐诗里，扁扁的，如压过的——《静夜思》。多年之后，我依然在那片温情浸润里。

我在，在时间里，在空间里，在心的感知里。
感光良好的相片，岂能尽收天地的精魄？打印工整的日期，又如何框别所有所有的日影、辰光、月移、更漏？我在风景中，那风景在哪里？我在风景外，那我又在哪里呢？
双目可以任意刷新风景的卷帧，却是搬不走的。能够搬移的，惟有自然风物印证人生体验的拓片。待到心绪来时，我无需重拾山巅水湄的旧路从千万里外奔赴而去。只需索一张寻常白纸，默写四个篆字：“日”、“月”、“山”、“川”……四时风物莫不跃然立起，造化神工与我辗转相互注释，一场千纪万年的约会，从太虚、从元初、从盘古、从蜀地、从边塞、从江南
——皆赴我而来。



（续下篇......）

夹于武威和张掖这两座名城之间的永昌，是座很容易被忽略的小城。

当年河西走廊上有太多这样的驿站，多得让人记不清名字。有趣的是，它们仿佛约好似的，总是会以平均约260公里左右的等间隔，极有规律地、适时出现在这条丝绸古道上。乍一看以为巧合，再一思量，司空见惯的现象背后，莫非包含着最朴素的生存哲学。

西北的自然条件下，人畜对水源补给的依赖程度相当高，足可谓关乎生死。智慧的先人们按照当时的脚程，在适当的距离内发掘水源，然后设置驿站，作为补充给养的场所。即便是要拐个曲线、走个之字，也是必要的。所谓欲速则不达，在大漠里自有它另一番现实的解释。
有驼队休息，就有了商品交换或交易的可能。渐渐形成规模不等的固定集市，又悄悄聚拢成一个个乡村或城镇，一直延存至今。正是这些不起眼的驿站，使普通人力得以在茫茫戈壁接续穿越，中原的农耕文明才开始有了更大区域空间内的商品交换。随着丝绸西去佛法东来，文化冲突和技术革新，也一次次为我们这个古老文明注入新鲜的血液。这些古老的驿站，突出万里长城的隘口，如泄出银河的星星点点，吐纳着西域、中亚和西亚文明的精华；它们如斜插入鬟的钗凤，衔一串珠穗，挽一段古印度、甚至古爱琴海的耸云堕髻；又如曳天华服腰系的玉佩银铃，妆裹出汉唐明月的朗朗清辉。

对永昌的关注，源于它有一个古老的名字——骊靳。《后汉书》称：“汉初设骊靳县，取国名为县”。这段历史可以回溯到公元前53年，古罗马执政官克拉苏东征安息帝国失败后，其中的千余人从此再没有回到罗马。这群罗马士兵象幽灵一样在草原飘荡，渐行渐东，成为了西域列强对仗中原的一支雇佣军。
罗马人的战阵无疑是极具审美的：一人高的巨型盾牌，正方形的队列，整齐的口号，统一的步伐……然而，沙漏之下人亦成沙。勇士眼里的理想之光褪去，再也寻不到“Veni，Vedi，Vinci”（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的铿锵意气。迷折的星程，后面看不到家，前面看不到方向。他们活着，却再也不知道为什么而活着！那些可怜的罗马士兵，被俘后就集体安置在永昌，这里也便成了他们最后的故乡。骊靳——就是当时汉朝对罗马帝国的称呼。

逐日的豪情，冰凝成伴月的乡愁，刚朵拉的摇橹荡碎一池银河，将此岸渡成永远的彼岸。一个种族，一脉血亲，不知道是否在这片黄土地得以延续？黄发碧眼的欧罗巴人，不知道他们惯划十字的手指，又是否能翻解头顶这片毫管篆录的草隶星文？

其实，它乡作故乡的，又何止一群被战争遗忘的罗马士兵？不算遥远的记忆吧，我们的族人，不亦曾被文明的屈辱搁浅在海的彼岸？海洋文明的星矢，燃纵烽燧的狼烟。列列秦川摧眉折腰，长城向外的垛口后退成锚泊炮船的一座座驿站……历劫的星光，一个趔趄就是一场百年的星难。
月遁星迷，眼前恍然浮起高高的青石牌坊，“唐人街”招牌朱砂钤印，摊呈两种视觉文字，鹅管与狼毫最直接的对话：
一种，我们统称为罗马字母；
另一种，我们亲切地唤作——汉字。

五个半小时的长途奔袭，穿武威，过永昌，越山丹，抵张掖。武威古称凉州，张掖古称甘州，与更西的肃州（今酒泉）和沙州（今敦煌）站成一线，史称“河西四郡”。如此古意盎然的名字，任是西域的猎猎惊风穿掠其间，也一点一点削瘦成翻阅千年的纤纤素手。地作琵琶路作弦，声声慢紧。一边汉室雄兵，枪如林缨如血；一边是草原骄子，刀如狼人如翅。血在腔中呼啸，民族兴衰、生命荣辱均化作长天一掷的星子，遥遥落向宇宙的棋盘，上演着一场又一场自然法则与文明进步的亘古博弈。月氏、乌孙、吐蕃、匈奴，陌生的、熟悉的；金国、大辽、西夏、黑水，入史的、没入史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升腾与陨落，都刻成清明实在的眉目，将璀璨的星河作为最后的坟冢。

当个体的名字太过响亮，一些群体的身影反而模糊了；当正统的声音过于强悍，我们又往往会忘记倾听“异类”的呼吸。回望千年，我们是否太偏执于历史的必然和历史的“正义”，而忽视了个（群）体生命的同等高贵，以及文明繁衍的血腥与残酷。这些卑微的生命象芨芨草一样袒露在西北的漠漠大野，指天的木管狼毫，夜夜描摹，史笔星文遗漏的霜华。

千年一曲《凉州词》，琵琶曲，胡旋舞。凉州的历史从来不乏名臣宿将和高僧大德的身影。班超、霍去病的刀剑杖节在这里挑起一个王朝的气象军威；三国的马腾、马超在这里朝跨紫骝，暮射天狼，踏起万丈烟尘；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在这里讲经开坛、教化众生。
当我们仰视领“四大石窟之祖”的天梯山，当我们惊羡“陇右学宫之冠”的文庙，当我们自得于见证着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的“凉州会盟”……凉州的城门嘎然洞开，一支庞大而臃肿的车队夹着无声的人流踯躅而出，羌笛的尾音在云端幽咽，远远的跌宕成婴儿响亮的啼哭。

北魏灭凉后，“徏凉州三万余家于京师”。史笔对凉州的诸多眷顾，到这一段却吝啬到了只有区区十字。京师，即当年北魏都城，今山西大同。我特意查了一下，依目今的地理条件，足有1633公里。
好一个“徙”字！从人从步，只此轻轻一笔，便隐去了毁屋弃舍的颓情废景，千里长卷索还了彩笔绮思，空留下背井离乡的惶管凄音。三万余户，那至少得有六万人吧？如此声势浩大的移民，恐怕只能借助电视里航拍的西非大草原上迁徙的角马群来想象。高僧昙曜是幸运的，因为主持开凿了云冈石窟，泱泱历史只记住了这一个名字。而另外的数千僧侣和能工巧匠，以及更多的画师和乐师、思想者和翻译家呢？他们就象沉默的角马群一样，被冠以了一个共同的名字——胡人。

如果重新检视我们的中华文明，从诸子百家一步踱到大唐盛世的万千气象，并不是顺理成章的。一种文化高度成熟之后，往往趋于保守而固步自封。而北魏军事强权下的大迁徙，恰恰将汉文化和北方文化、西域文化融合到了一起。
或许还远不止于此，我们不妨作一个大胆的假设来梳理一条简单的脉络：亚历山大东征为古印度注入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和造像艺术，然后依托着佛教僧侣的云钵，从西亚辗转聚合到凉州；西域回鹘，波斯巫女，肃穆的诵经声，神秘的跳绳舞，也在凉州的古道西风里激荡沉淀；一番文化的修枝去梗，一番思想的褪皮滤渣，晶莹滴翠的夜光杯盛起艺术的万斛光华，又靠着北魏的马背“驮”进大同。于是云冈石窟立起了海神庙才有的罗马柱，释迦牟尼有了精确的肌理刻画、和完美的解剖学比例；于是，胡床取代了席地盘膝，胡风、胡气释放了过度束缚的礼学；于是，琵琶、羌笛奏起中土音乐的和声，频频出入于文人诗客的典章……先秦哲学的骨架终于有了丰满的肌肉和沸腾的血液，中华文明开始迈向雍容华彩的盛唐门槛。

夜凉起天烛，星冢辰墓，我独站在古凉州高高的雷台。胡人胡马、胡舞胡音，匍匐的车队如明灭的星火在天穹隐去。遥远的碎叶城，一匹白马解缰脱锁，一名少年祭起一轮弯月照路，一袭白衣酒湿了前襟，直奔凉州而来……

经常坐飞机，也就经常有机会从飞机上鸟瞰大地，而不同的视觉片段会一直以色彩的形式在记忆里闪存。在陌生的塞内加尔上空，我哑然于“星星点灯”的非洲文明，城市和夜幕不再是两个平行的面，而是被吞噬的后工业文明从失明者眼里褪去的——黑；在熟悉的上海上空，我迷失于路灯接摩“天上的街市”，车灯汇成涌动的光流，那“不舍昼夜”的——金； 在瑞士的上空展目，我惊叹过那遥山叠翠，远水澄清，峰舞千层碧浪的——绿；然而，从兰州的上空望下去，我震撼于一种暖色却异样呈现出的冷质感。不是袈裟黄的轻灵，不是龙袍黄的显赫，更不是琉璃黄的耀眼，而是单调的诉说、沉默的宣泄、厚重的怆然。那种色调我从未亲历过，却自幼读过，那是曾经一划一划刀刻于竹简，更一字一字烙刻入心间的《千字文》说：天-地-玄-黄。西行记写到西北，写写停停一搁又是一年。然而每次与朋友说及西北，我总免不了要感慨一句：去了西北才知道，我们生长在江南真是何其幸运！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不到西北，是永远体会不到稼轩老人刀笔间游走的意味的。

下了飞机换车，时近晚上7点，天渐暗下来。因为第二天的会议，我们直接取道张掖。白色的宝马如暗夜的精灵，从一片黄尘中杀出，又迅速跌入更远的混沌。“飞沙竞度山川冷，落日斜窥沟壑愁”，一阵倦意袭来，我昏昏睡去。那一刻，我做梦也不曾想到，西北大地上磕响我第一缕心弦的不是漫漫雄关，不是古道驼铃，竟是一场跨越亘古的心与星约。
再偷眼看表，已是晚上10点，车还在高速上疾驰，无聊的路程将将过半。天已经完全黑下来，有如一锭古拙的徽墨将天地研开，将醒未醒中，忽然有漫天的星斗变魔术般灿出，一颗、两颗、三颗……先是在挡风玻璃上探个脸，然后约好了似的，眨眼间缀满浑凝的夜幕，一大颗一大颗的，闪着千载悠悠的宝石光芒。

我忍不住揿开天窗探身出去，从未感觉星空可以离得那么近，几乎附耳可闻宇宙的千亩神话万倾传奇；你甚至担心会躲避不及扑面撞上哪个星宿老者；而流星的冰刀犁开黝黑的天鹅绒，宛如轻盈体态的芭蕾舞者，正从1万年前匆匆赶来赴约……那是“海枯云滞不疑悬”的北斗么，那是“动如参与商”的猎户么，那是苏轼引箭在弦，将射未射的天狼么？
满天星斗或明或暗，仿佛就在头顶触手可及，仿佛努力探一探胳膊就能摘下一颗来，又仿佛车夫拴在驴鼻子前的胡萝卜……今夜，我何其贪婪妄图采下一颗占为己有？殊不知——它们千纪以前属于牧畜，万年以前属于渔猎，亿载以前属于洪荒；但，我又何其幸运，它们全是属于我的——不是今夜，而是终我一生的占有，亿载之前的占有，取代和继承先人的占有。

流风在张开的指间呼啸穿梭，星星不疾不徐地悬在一臂之遥。记不清了，上一次数星星，该是天阶凉如水的晚秋，或者小扇扑流萤的夏末吧，银河倒影“善本性，初之人”——委婉小篆尚依稀可辨，模糊的反是当年凿月颂经的少年。是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忘记了仰望天穹？是高楼的灯光蒙蔽了我们游离的视线？是都市的尘嚣遮阻了璀璨的星空？——让历劫的星光今夕始来赴我双目的天池！
正是这一颗，或者那一颗吧，或者根本就是相同的每一颗，在两千多年前的夜，指引先哲们共赴人类的灵魂之约。何其巧合，当苏格拉底在爱琴海岸抬头向天，探问宇宙的本质；当古印度先知在恒河畔仰首苍穹，叩问神灵的意旨；黄河岸边先秦诸子，正衣袂飘飘举杯邀月，究问生命的福祉。

今夕的星光就是当年大匠举斧加石的年代出发的。只是我来迟了，我们来迟了。错过了一场“与天地共精神往来”的千年盛会。
我们埋首足下步履匆匆，错过的仅仅是那一场，或是这一场？错过的是那一群，亦或根本就是那名唤作“本我”的我们自己呢？

是的，那一年，就是那一年啊，在交相阻隔的水岸，彗星当空挥洒，皓月星辰仿佛全是定位镂刻的字模，惟独他们，是长空里一气呵成的行草。
是的，那一年，我们不在，但一一知道。

西安小吃名闻遐迩，晚上沿鼓楼下面的通道进去就是回民街，一整条街都是吃食和杂玩。石板路两侧所有能摆放桌子和炉子的地方都被充分利用，拥满了卖干果、糕点、蜜饯的临时摊铺，电灯、汽灯穿插其中。肉夹馍、烩麻食、荞面饹、臊子面、灌汤包、锅盔、葫芦头等应有尽有。整条街弥漫着烟火和烤羊肉串、涮牛肚的香味。然而，我以为在这里吃东西是实在需要些勇气的，脏和乱是这条街给我的最初，也是最后的印象，走了10分钟，最终选择匆匆逃离。

还是去吃羊肉泡馍吧，在西安，即便吃也透着历史的味道。一碗羊肉泡馍据说也有几千年的历史，苏东坡有诗云“陇馔有熊腊，秦烹唯羊羹”，这里的“羊羹”，指的就是羊肉泡馍。

老孙家的牛羊肉泡馍号称“天下第一碗”，真正的够百年的老店，自然是要见识一下的。字号很响亮，店堂却很一般。从外面看，打眼就有那种久违了的国营商店的感觉。大厅不够亮堂，倒是有不少政要和明星的大幅照片四处张悬，标榜着店家的身价。没人引座，也没人招呼，找了位子等了良久，才观察到要先买票。习惯了KFC的明净，习惯了大酒楼的热情，到了“老孙家”，一切得自己摸索，得按着他的习惯来。

泡馍15元一份，有两个烙饼，两面泛着斑斑火烤的的褐黄；另三个小碟，一红一绿一白，红的辣花，绿的香菜末，白的是糖蒜。热馍略生，韧劲十足，咬一口，很有嚼头，还透着一股香甜。掰馍有讲究，需要如指甲盖大小最好，细细的花时间掰碎在大海碗里，只一个就已让手指生疼。回看四周，有性急的三下五除二，没几下便收拾停当，忙不迭地交碗；也有散淡祥和的，却是细细的拿捏着，仿佛把玩一件艺术品，不忍鲁莽。原来，吃也能透出一个人的性情来。

在南方吃饭，从来都跟打仗似的。而且商家拼的是服务，绝对是“饭来张口”，专司敲击键盘的指头更不肯在饭堂子里还劳动分毫。西北的生活节奏慢，由饮食内容即可见一斑。羊肉泡馍费时费力，如此花时间在一口吃的，也只能是为了体验风俗偶一为之了。
以前听老人说：人活一辈子，也就为口吃的。那话里透着沧桑和人生洞察，很让年轻人很不以为然。却在这一刻忽然发觉，掰馍的过程实在可以用来好好体会这句话。

好容易大功告成，招呼服务员将“劳动成果”送入后堂烧煮。那感觉有点跟考试完了等分数似的，真怕出来时已不是我原来的那一碗。如果“精耕细作”换回人家一碗粗活，心里多少会有些不甘的。5分钟之后，大海碗在我的殷殷期待中终于姗姗来迟。汤色鲜亮，浓香四溢，引得肠胃一阵欢呼。

从手指和白馍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然后两相厮磨中将时间粗粗细细地揉碎在同一个碗里，再送回娘家（后厨），那简直就是从恋爱到婚姻的全过程。
等待的时间是最磨人的。在惴惴不安中引颈相望，不停的看表，终于守得“美人”归。依稀还是那只熟悉的海碗，Ta却已易容改妆、梳洗停当。顶着葱花，批着红袍，在汤汁中慢慢胀开丰腴的体态。一把拥入怀中，还有些烫人的娇羞。于是，轻轻吹凉，仿佛撩开她额前飘落的碎发。慢慢的将唇挨近、挨近，小心翼翼地啜一小口，羊汤的浓郁醇香在舌尖味蕾瞬间暴开，沿着喉管向四肢百骸迅速渗透。矜持已经被抛诸脑后，顾不得烫嘴了，狠狠一大口下去，指尖触摸过的每一寸熟悉，留与齿颊轻轻地厮磨……额头，密密的汗珠细细地散开。

西安人自嘲：不化妆是兵马俑，化了妆是唐三彩。这虽然是句笑话，但和沿海城市相比，西安确实离时尚中心远了那么一点。然而，曾几何时，这里是一座创造美和发现美的城市。唐朝和长安在时间和空间的节点上遭遇，交织成一切时尚审美标准的原点，引领着朝鲜、日本以及整个中亚的时尚潮流。
武皇自己就是总设计师，“红绿复裙长，千里万里闻香”，那件“女皇服”据说就是现代百褶裙的前身；“名模”杨贵妃则适时地发布最新彩妆流行资讯，“一旦新妆抛旧样，六宫争画黑烟眉”；而每季新款服饰的推出，更是“上自宫掖，下至匹庶，递相仿效，贵贱无别”。

只有在一个稳定繁荣的经济环境，人们才会去关注时尚和美；服饰文化是一个时代文化的缩影，只有一个开放的文明，才会对女性服饰有足够的包容。长安处于中原农耕文明和西域游牧文明的交会点，唐朝时的服饰造型已经发展到一个高峰，讲究袒（胸）、长(裙)、宽（衣）、窄（袖），名目繁多,《侍女图》就是一个很好的表证。

走进陕西历史博物馆，拂去厚厚的历史尘埃，那些出土文物朴实的叙述着一个兼容并蓄、气势恢弘的璀璨文明。《侍女图》是一幅从乾陵出土的墓葬壁画，属于博物馆内国宝级的藏品。
画面上９个侍女，队形错落，裙裾轻飘，披帛微扬，极富动感。手中或执拂尘、或捧杯盏、或持团扇，个个仪态从容，形体丰腴。高挽的发髻，互有差别；身着上衫下裙，领口或圆或尖，开得极低；裙幅曳地，色彩各异，缤纷绚丽。再看那裙子的腰身，高及胸部，对比日本的和服，以及朝鲜的传统礼服，足见唐朝（服饰）文化辐射的广度和影响的深度。

我不擅绘画，对《侍女图》的关注既不因为画工，更不止于服饰，而是她们代表着一个极富活力的女性群体。她们出身卑微，为奴为伎，却以非凡的才智和女性特有的坚忍书写着生命的历史。那里有上官婉儿吧，14岁获免奴婢身份，19岁受命参决政事，至20岁掌内外诏命，其位置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这等政治才华，不愧“巾帼首相第一人”之称。

说到薛涛笺，心中总会泛起一阵温情。 “锦笺传妙制，千载犹称女校书”，我一直猜想，那一张张粉红小笺的主人，当是如何一位知诗文、识情趣的风月俏佳人？“夕留晋贤醉，早伴舜妃悲”，幼年离开长安的小薛涛，怎么也没想到这一脚跨出去，竟然一生流寓蜀中，从一个良家女子而身陷乐籍吧？“锦江滑腻峨嵋秀，生出文君薛涛”，已经四十二岁的她，更不会想到还能让三十一岁的京都新贵元稹一见中情吧？“独坐黄昏谁作伴？怎教红粉不成灰”， 难道粉红笺上那淡淡的松花纹路，就是你隐约不平的哀哀陈情么？

第一次知道念奴这个名字是在李清照那篇著名的《词论》：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然而，易安惜墨如金，再不肯多着一字。我们只有从东坡居士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拊度念奴歌声之曼妙。
一个温柔的名字，成为那些长短句最美的载体，一杆翠镐将气势开阔，天上人间的唐诗渡到宋的旖旎惆怅里。那会是一个怎样的女子？
词有个特点，和音律，能歌。其实，在唐朝，诗也是能唱的，歌咏同样也是诗作最有效的传播途径之一。念奴，天宝年间宫伎中一流的歌手，身世已不可考。“其调高亢”，当属唐朝的“超级女声”。元稹称其“飞上九天歌一曲，二十五郎吹管逐”。根据《开元天宝遗事》，玄宗每年游幸各地时，念奴常暗中随行，每执板当席，声出朝霞之上。因之取念奴为词牌名。娇者，美貌亲昵之呼也！

念奴，名中就透着无奈和卑微，那是一个女人被决定了的命运。然而，她，还有她们，破云列锦、以才自拔，金声玉振吟唱出文化发达的盛世华章。她们如天边的一缕彩霞，从《侍女图》中浮出，浮向史官的笔端，浮向了一个更广阔的生命空间！

她们是幸运的，因为她们有幸生活在雍容、华彩的大唐，遭逢一个宽容博大、充满健康活力的强健精神。但，那毕竟是一个封建王朝，还有更多的人被留在了《侍女图》的背后：

（注：词牌《何满子》也是因人得名，其调哀切婉转。其人相传为唐开元年间，一个叫何满子的沧州籍歌女）

长安回望绣成堆，杨贵妃那浪漫的高贵是可以入诗的。只是兵戈响起的时候，荔枝的尘土不见了，只剩下倾国的灾难。同样是女人，武则天王者的妩媚却是可以入史的。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生后留一块“无字碑”，任史官褒贬、后人评说。

乾陵，出西安约80公里。到的时候夜色将晚，游人渐散，陵园静穆。高大的翁仲低垂双目，两列延伸；六十一王宾空了脑袋，拱手胸前。无字碑用的是一块7米多高，近百吨重的完整巨石，沿着长长的“司马道”亦步亦趋，真仿佛时空交错，一步就会跨入大唐！
我发现“无字碑”其实是有字的。只不过刻的“到此一游”，武皇大概没想到她立的这块“留言板”会这么热闹吧。

一个娇颜的皇帝？站在碑前，我脑子里依然无法聚焦一个女子登上万乘之尊宝座的场景。阶前一干须眉，两厢文臣武将，个个是如日中天的王朝中风云历练的臣子，可他们，只是跪着或者站着。难道武则天真的如史官唾弃，仅靠着铁鞭和冷血高高在上？天下人如何能臣服于美貌、权谋和野心的石榴裙下？那皇冠的珠帘又如何心甘情愿垂荡于一女子的娥眉？

在史官无情的笔伐中，我偶然发现，这个铁血娘子从没停止过“笑”。即便骆宾王讨伐的檄文将她骂得狗血喷头，“掩袖工谗，偏能惑主”，她也不过淡然一笑：“那又如何。”末了居然还有闲心关注作者的才华：“这样文才的人不用，是宰相的过失。”

当大臣朱敬则犯颜直谏：“陛下陛下内宠已有薛怀义、张易之、昌宗、固应足矣。近闻上舍奉御柳良宾洁白美须眉，左监门长史侯祥云阳道壮伟，堪奉宸内供奉。” 武皇不怒反笑，赐锦缎百匹，莞尔道“非卿不闻此言”。我一直琢磨，这究竟是赞赏朱某的勇气，还是感谢他提供了“堪奉宸内供奉”的信息呢？

传说则天皇帝生日的时候，百花竞开，独牡丹骄矜不发。女皇一声冷笑，降旨百花齐放，而牡丹停开三年，贬于洛阳。这是民间山海经，本不可考。却有后人好事者做了一个元宵灯谜：武曌降旨百花开，打一古典戏曲名。谜底点破了很浅显，是汤显祖的《牡丹亭》（谐“停”）。媚娘入典，百姓眼中，竟是如此可亲的一面。

历史上从不乏一笑倾城，再笑倾国的美女。独武皇每次遇事的那一“笑”，那份豁达和坦荡、胆略和胸襟，整个洋溢着盛唐文明赋予时代女性的大自信和大气魄。大度得令人颤栗，也让人心折！

时间：6月3日  天气：晴  起讫：郑州—西安  里程：530km

从郑州到西安，有三分之二尚在河南省地界。沿途的古迹还有很多，尤其是荥阳、偃师、洛阳和渑池等。洛阳自不消说了，中国第一个世袭王朝夏朝就建都于偃师，荥阳是当年三英战吕布、楚汉争霸等的古战场，而“完璧归赵”典故就发生在今渑池县境内。历史既然是靠时间沉淀，也必然需要时间去解读，我们行色匆匆，时间不允许我们在河南作更多的逗留。一路轻车疾行，直扑龙盘凤翥的八百里秦川，关中重地——西安。

我的笔悬停在西安，一搁就是两周。不是懒，也不是时间的问题。
记得著名学者余秋雨在西北大学作报告时，曾经有学生提问：“您的《文化苦旅》写了那么多地方，为什么不写西安？”
余先生回答道：“西安不是一个随便就可以写的城市！”
余教授尚且如此说，何况我等？西进的路上我就在苦思冥想，该如何去解读这座厚重的城市和城市历史，方不至于轻侮了“虎视龙骧，气吞六合”的磅礴气势，慢待了“峨冠博带，广袖飘飘”的雍容随适；不至于错解了“秦时明月，汉时边关”的灵动和凝重，浅薄了“霓裳羽衣，轻纱渺渺”的妩媚和风流。

泱泱大国，四方来朝……那是一段如此令人荡气回肠的历史，历史定格在这座城市，城市在这个高度定格，终成遥远的绝响！纵使在千年之后，依旧让每一个走入的后人敛声吸气、噤若寒蝉。

华 清 池一方面是现实之于历史的失望，一方面是思想之于精神的游离，我实在找不到一个很好地角度去把心中的长安和眼中的西安结合起来。我想，是历史，总离不开人物。路过临潼“华清池”，眼前跳出一个人物……历史既然是从她这里结束，那么，就让我们从她开始吧。

去过华清池的人大抵是要失望的，千百年后的这汤那汤，无非是几座仿古的建筑覆盖着不同式样的水泥坑。仿古仿的好也是艺术，可这几座大殿，将唐、宋、清的风格杂揉分列，媚俗的姿态，实在让人难以和当年“高高骊山上有宫，朱楼紫殿三四重”的皇家气派联系起来，唯有借助想象的力量了：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水烟氤氲中，体态丰腴的杨玉环从山西走到了陕西，款款地走进了唐玄宗的视线。
时开元二十八年，她22岁，刚做了5年的寿王妃。寿王李瑁是玄宗的第十八子，那时候的太子妃比不得现在的黛安娜，既没什么外事活动，也没有狗仔队的跟踪，自然很少抛头露面的机会。公公的一见终情，应该是她始料未及的。

“侍儿扶起娇无力”，不该是泡澡累的吧？一边是夫君的懦弱无力，自己的媳妇都护不住；一边是公公的决意孤行，抛世俗于不顾。须知即便是皇帝也有朝野的“舆论监督”的，唐朝的谏官可不是玩儿的，个个生就一张大律师的嘴，更享有独立检查官的治外法权，太宗李世民都惧避三分；何况霸占儿媳，是要冒着被儿子翻脸逼宫的风险的。她是想的累了……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爱情？难道寿王还有自己的“卡米拉”？这个老男人值得托付吗？该以死相抗呢，还是委屈求全......To be or not to be？
再三思量，她最终选择了“新承恩泽”，选择了接受这个世界上最具power的男人，她以为，她是选择了爱情。

世人都知杨玉环的美貌，殊不知贵妃还是个少有的才女。她谙音律，“伴教霓裳”竟然可以“拍数分毫错总知”；她善歌舞，“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她工诗词，“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收在《全唐诗》）。她抬手击罄“虽梨园弟子，莫不能及”，挥手琵琶“而诸王贵族自虢国夫人以下，竟为贵妃弟子”。
杨玉环火热的青春激情，使李隆基枯萎的生命焕发了新的活力。六宫粉黛无颜色，那个色德才艺俱佳、备得宠幸的梅妃，也已经“柳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如旧污红绡”了。或许是终日面对高雅和冷艳，明皇患上了审美疲劳；或许是孤傲的梅花本不屑于百花的长门争斗。上阳宫的一剪梅花再也等不到皇上击节相和，惟剩《一斛珠》散散落落。

玄宗的宫里没有皇后，但即便“三千宠爱集一身”，杨玉环始终没有为后，只是册封贵妃。皇后是国母，而再“贵”的“妃”终究是妾，妻和妾终究是有分别的。这一步之遥，冥冥之中，也就注定了她的悲剧命运。公元756年，安史之乱，六军止步马嵬坡， “军家诛佞幸，天子舍妖姬”，要求赐死贵妃。李隆基无疑是博弈的高手，江山和美人，这一次他选择了江山。
这就是她一度引为幸福的爱情么？当年那个敢作敢为，从儿子的怀中夺她的男人呢？她，毕竟不是皇后，所以“赐死”无需通过“政协和人大”缓议；他，毕竟不如克林顿的政治成熟，甚至已经不复是开元盛世的唐明皇了。

长生殿的信誓旦旦，原来是可以戏赠给任何一只耳膜的。只要基业还在，依旧可以“红绡帐底卧鸳鸯”。一丈白绫往空中掷出，慢慢地垂下一曲爱情的《长恨歌》；一个37岁的生命，一朵艳丽的牡丹，化作一缕不甘的幽幽香魂.....

杨玉环一生从未参权问政，却要承担王朝的盛衰，这未免有失公允。何况她的死，最终没能挽回唐王朝的“长治久安”。百年之后的唐末战乱，僖宗步玄宗后尘避蜀回迁，再次经过马嵬坡，才算是给贵妃平了反：

马嵬杨柳绿依依，又见鸾舆幸蜀归。
泉下阿环应有语，这回休更罪杨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