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三）

我说：“我在。”
尼采说：“不可证。”
庄子曰：“天地一蜉蝣尔。”
释迦牟尼说：“非‘我在’，是‘我执’。”

如此，神在，我不在。神是“昔在，今在，恒在”的，神是可以“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我叩问先哲：
“我既不是神，我在哪里呢？”
“同在”，苏格拉底当头棒喝！

原来宇宙万物的存在是需要一个“观照体”的。“燕之南者，越之北也”，离了“观照体”，一切“存在”仅是“幻像”罢了。天是相对于地的存在，是为天地共存；阴是之于阳的存在，是有阴阳互生。我在，须基于“她在”的前提。我在这里，刚好，她也在这里。一场“同在”的缘分，构筑在纵横的枝桠间，缔结在那小小的交叉点上，正如张爱玲谈论的爱情：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句：“噢，你也在这里吗？”

我，一缕无形无迹逐尘流浪的风，因了她的“观照”，从那双秋水瞳仁里觅得“在”的真身。人生的沙场，我不再单枪匹马；人生的风景，我不再照水自怜。“山有木兮，木有枝”，山川在、树木在、大地在，一个生命此时此际此身的有情和有觉，于浩浩莽莽的无限中：岁月在、你在，我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旧约》里的故事，稚童撒母耳，听到风中有个声音唤自己的名字，他抬头向天答应了那声呼唤：“我在这里”，从此成为神为自己所立的祭司，一生都是个威严赫赫的先知。我当然不是先知，也听不到上帝的呼唤。我只喜欢答应在她每一声低低地轻声呼唤里，在她寂寞无助的嗟叹里，在她午夜乍醒的梦呓里，在她不堪疼痛的啜泣里……随时能说“我在，我在这里”。

（四）

《旧约•创世纪》里，这一天，天起了凉风，上帝耶和华在伊甸园中行走。偷吃了禁果的亚当和他妻子听见上帝的声音，就藏身在树木中。上帝呼唤亚当，对他说： “亚当，你在哪里？”
——他噤而不答。

如果是我，我不会后悔，也不会藏匿，我会走出，说：
“上帝，我在，我在这里，请你看着我，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不是那个为神的ADAM了，我已经是个真实的人。不比一个凡人好，也不比一个凡人坏，我有我的逊顺和详，也有我的桀骜叛逆，我在我无限的求真求美求爱的梦里，也在我脆弱不堪一击的人性里。上帝啊，俯查我，请你俯察我吧!
——我在，我在这里。”


我在，意思是我在生命的宇宙中出席，存“像”，也存“在”，敢爱，亦敢恨。
——心存念想，感怀生命，C’est la vie!

——写在感恩节

小时候都会有梦想，70后的梦想可能是80后永远无法理解，甚至是觉得可笑的。我们会说：我长大要“当科学家”、“当运动员”、“当解放军”甚至要“当大学生”…...纯真年代！在那个物质贫乏，教育更贫乏地年代，我们都曾经坚信，2000年我们国家就实现四个现代化了，就赶英超美了，就共产主义了……就可以有很多大白兔奶糖了。

那曾经一脸庄严要“当解放军”的梦想，既浑然不知所由，终不知所归。记得三毛曾说：一个人没当过兵，没上过大学，是人生两大憾事。她的意思，上大学既不是“格物、致知”， 做军人亦无关“治国、平天下”。大学其实是教我们如何读书的地方，是陶行知先生说的“学为会学”；当兵更不是小朋友玩“骑马打仗”，部队是一个磨练人的地方，打磨人性处于逆境时所需的刚强意志和品格。

中国不是全民兵役，所以难免就有三毛所说的遗憾。国内这些年很是跳出了一些大企业，“联想”之类好象多了点“中国特色”，“盛大”之流又似乎带着点传奇色彩，深圳华为的任正非带着一群“阿兵哥”打天下，这个故事听起来却总是让人特别心潮澎湃。我是欣赏军人的气质的，站的正行的直，这不是做人的根本么？现实工作中，尤其欢喜军人那种雷厉风行。小伙伴中真有长大成了军人的，去看他们操练，最喜欢听他们点名：
“XXX。”
“到！”
宏亮而饱满，可以在操场上远远地激荡开去，勃发着青春的力度和热血。仿佛那不是在回答点名，而是在回答千载历史、万纪洪荒，向宇宙天地向上苍宣告我的存在。仿佛在向岁月向人生宣告我可以独立的“立”在这片土地上——我之为人的存在：有个年青人，他“在”这里，作好了一切准备，接受生命的洗礼也接受生命的一切挑战。

我在，但不是“某某到此一游”。后者是惶恐地、畏琐地，即使把“到此一游”刻遍楼台木榭，即便刻到了武后的“无字碑”上，历史又会选择抹去哪一个生命走过的痕迹？！
而“我在”是堂堂皇、浩浩然地，目中有江流回转，胸内隐万千丘壑，任风雨霜雪挑选和检阅。那是一名武将来到人生的两军阵前，一身亮盔亮甲，横枪立马，以挑战者的姿态，从从容大喝一声：
“XXX在此，来将通名”！

战功名战前程，也战欲望战衰老…..我敬重所有的对手，定要一一问名，然后行礼、亮枪，再轮番杀将过来。有一天我终要和疾病对垒，旗门开处会闪出癌症、脑溢血、心脏病……哇呀呀呀呀，也且来战它八百回合！上苍来劝降：
“与生命的缠斗，结局是早已注定了的。”
“可那又如何？我在——生命的战场，我就是一名战士，战死沙场就是一名战士最高地荣誉！”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但这一刻“我在”，我要让对手知道“我是谁”，我也要清楚知道我的对手是哪路病统魔将。只至力竭气绝，也要让TA说：
“XXX，与你的缠斗很辛苦，你是个值得尊敬的对手。”
——我微笑，然后行礼，然后尊严地告退。

我在，可以说得掷地有声，同样也可以说得悠然恬适。
日在，月在，我在天地之中；
山在，水在，我在风景之中；
岁月在，历史在，我在书卷之中。
只需绾一缕思古之幽情，背负五千个文字，我们就可以出发。把相机留给可怜的日本人吧，文明的另类缺失，惟将有情的山河压成冰凉的塑料卡片，西风凭吊。
而我亟需腾出按动快门的手，随便指一处山谷，去种黄菊，种白云，种布满红霜叶的青条石，种一壁三千尺的大瀑布，也种一束压低幽兰的愁绪香。而后，我只包一片月光回去，即可。回去夹在唐诗里，扁扁的，如压过的——《静夜思》。多年之后，我依然在那片温情浸润里。

我在，在时间里，在空间里，在心的感知里。
感光良好的相片，岂能尽收天地的精魄？打印工整的日期，又如何框别所有所有的日影、辰光、月移、更漏？我在风景中，那风景在哪里？我在风景外，那我又在哪里呢？
双目可以任意刷新风景的卷帧，却是搬不走的。能够搬移的，惟有自然风物印证人生体验的拓片。待到心绪来时，我无需重拾山巅水湄的旧路从千万里外奔赴而去。只需索一张寻常白纸，默写四个篆字：“日”、“月”、“山”、“川”……四时风物莫不跃然立起，造化神工与我辗转相互注释，一场千纪万年的约会，从太虚、从元初、从盘古、从蜀地、从边塞、从江南
——皆赴我而来。



（续下篇......）

夹于武威和张掖这两座名城之间的永昌，是座很容易被忽略的小城。

当年河西走廊上有太多这样的驿站，多得让人记不清名字。有趣的是，它们仿佛约好似的，总是会以平均约260公里左右的等间隔，极有规律地、适时出现在这条丝绸古道上。乍一看以为巧合，再一思量，司空见惯的现象背后，莫非包含着最朴素的生存哲学。

西北的自然条件下，人畜对水源补给的依赖程度相当高，足可谓关乎生死。智慧的先人们按照当时的脚程，在适当的距离内发掘水源，然后设置驿站，作为补充给养的场所。即便是要拐个曲线、走个之字，也是必要的。所谓欲速则不达，在大漠里自有它另一番现实的解释。
有驼队休息，就有了商品交换或交易的可能。渐渐形成规模不等的固定集市，又悄悄聚拢成一个个乡村或城镇，一直延存至今。正是这些不起眼的驿站，使普通人力得以在茫茫戈壁接续穿越，中原的农耕文明才开始有了更大区域空间内的商品交换。随着丝绸西去佛法东来，文化冲突和技术革新，也一次次为我们这个古老文明注入新鲜的血液。这些古老的驿站，突出万里长城的隘口，如泄出银河的星星点点，吐纳着西域、中亚和西亚文明的精华；它们如斜插入鬟的钗凤，衔一串珠穗，挽一段古印度、甚至古爱琴海的耸云堕髻；又如曳天华服腰系的玉佩银铃，妆裹出汉唐明月的朗朗清辉。

对永昌的关注，源于它有一个古老的名字——骊靳。《后汉书》称：“汉初设骊靳县，取国名为县”。这段历史可以回溯到公元前53年，古罗马执政官克拉苏东征安息帝国失败后，其中的千余人从此再没有回到罗马。这群罗马士兵象幽灵一样在草原飘荡，渐行渐东，成为了西域列强对仗中原的一支雇佣军。
罗马人的战阵无疑是极具审美的：一人高的巨型盾牌，正方形的队列，整齐的口号，统一的步伐……然而，沙漏之下人亦成沙。勇士眼里的理想之光褪去，再也寻不到“Veni，Vedi，Vinci”（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的铿锵意气。迷折的星程，后面看不到家，前面看不到方向。他们活着，却再也不知道为什么而活着！那些可怜的罗马士兵，被俘后就集体安置在永昌，这里也便成了他们最后的故乡。骊靳——就是当时汉朝对罗马帝国的称呼。

逐日的豪情，冰凝成伴月的乡愁，刚朵拉的摇橹荡碎一池银河，将此岸渡成永远的彼岸。一个种族，一脉血亲，不知道是否在这片黄土地得以延续？黄发碧眼的欧罗巴人，不知道他们惯划十字的手指，又是否能翻解头顶这片毫管篆录的草隶星文？

其实，它乡作故乡的，又何止一群被战争遗忘的罗马士兵？不算遥远的记忆吧，我们的族人，不亦曾被文明的屈辱搁浅在海的彼岸？海洋文明的星矢，燃纵烽燧的狼烟。列列秦川摧眉折腰，长城向外的垛口后退成锚泊炮船的一座座驿站……历劫的星光，一个趔趄就是一场百年的星难。
月遁星迷，眼前恍然浮起高高的青石牌坊，“唐人街”招牌朱砂钤印，摊呈两种视觉文字，鹅管与狼毫最直接的对话：
一种，我们统称为罗马字母；
另一种，我们亲切地唤作——汉字。

五个半小时的长途奔袭，穿武威，过永昌，越山丹，抵张掖。武威古称凉州，张掖古称甘州，与更西的肃州（今酒泉）和沙州（今敦煌）站成一线，史称“河西四郡”。如此古意盎然的名字，任是西域的猎猎惊风穿掠其间，也一点一点削瘦成翻阅千年的纤纤素手。地作琵琶路作弦，声声慢紧。一边汉室雄兵，枪如林缨如血；一边是草原骄子，刀如狼人如翅。血在腔中呼啸，民族兴衰、生命荣辱均化作长天一掷的星子，遥遥落向宇宙的棋盘，上演着一场又一场自然法则与文明进步的亘古博弈。月氏、乌孙、吐蕃、匈奴，陌生的、熟悉的；金国、大辽、西夏、黑水，入史的、没入史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升腾与陨落，都刻成清明实在的眉目，将璀璨的星河作为最后的坟冢。

当个体的名字太过响亮，一些群体的身影反而模糊了；当正统的声音过于强悍，我们又往往会忘记倾听“异类”的呼吸。回望千年，我们是否太偏执于历史的必然和历史的“正义”，而忽视了个（群）体生命的同等高贵，以及文明繁衍的血腥与残酷。这些卑微的生命象芨芨草一样袒露在西北的漠漠大野，指天的木管狼毫，夜夜描摹，史笔星文遗漏的霜华。

千年一曲《凉州词》，琵琶曲，胡旋舞。凉州的历史从来不乏名臣宿将和高僧大德的身影。班超、霍去病的刀剑杖节在这里挑起一个王朝的气象军威；三国的马腾、马超在这里朝跨紫骝，暮射天狼，踏起万丈烟尘；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在这里讲经开坛、教化众生。
当我们仰视领“四大石窟之祖”的天梯山，当我们惊羡“陇右学宫之冠”的文庙，当我们自得于见证着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的“凉州会盟”……凉州的城门嘎然洞开，一支庞大而臃肿的车队夹着无声的人流踯躅而出，羌笛的尾音在云端幽咽，远远的跌宕成婴儿响亮的啼哭。

北魏灭凉后，“徏凉州三万余家于京师”。史笔对凉州的诸多眷顾，到这一段却吝啬到了只有区区十字。京师，即当年北魏都城，今山西大同。我特意查了一下，依目今的地理条件，足有1633公里。
好一个“徙”字！从人从步，只此轻轻一笔，便隐去了毁屋弃舍的颓情废景，千里长卷索还了彩笔绮思，空留下背井离乡的惶管凄音。三万余户，那至少得有六万人吧？如此声势浩大的移民，恐怕只能借助电视里航拍的西非大草原上迁徙的角马群来想象。高僧昙曜是幸运的，因为主持开凿了云冈石窟，泱泱历史只记住了这一个名字。而另外的数千僧侣和能工巧匠，以及更多的画师和乐师、思想者和翻译家呢？他们就象沉默的角马群一样，被冠以了一个共同的名字——胡人。

如果重新检视我们的中华文明，从诸子百家一步踱到大唐盛世的万千气象，并不是顺理成章的。一种文化高度成熟之后，往往趋于保守而固步自封。而北魏军事强权下的大迁徙，恰恰将汉文化和北方文化、西域文化融合到了一起。
或许还远不止于此，我们不妨作一个大胆的假设来梳理一条简单的脉络：亚历山大东征为古印度注入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和造像艺术，然后依托着佛教僧侣的云钵，从西亚辗转聚合到凉州；西域回鹘，波斯巫女，肃穆的诵经声，神秘的跳绳舞，也在凉州的古道西风里激荡沉淀；一番文化的修枝去梗，一番思想的褪皮滤渣，晶莹滴翠的夜光杯盛起艺术的万斛光华，又靠着北魏的马背“驮”进大同。于是云冈石窟立起了海神庙才有的罗马柱，释迦牟尼有了精确的肌理刻画、和完美的解剖学比例；于是，胡床取代了席地盘膝，胡风、胡气释放了过度束缚的礼学；于是，琵琶、羌笛奏起中土音乐的和声，频频出入于文人诗客的典章……先秦哲学的骨架终于有了丰满的肌肉和沸腾的血液，中华文明开始迈向雍容华彩的盛唐门槛。

夜凉起天烛，星冢辰墓，我独站在古凉州高高的雷台。胡人胡马、胡舞胡音，匍匐的车队如明灭的星火在天穹隐去。遥远的碎叶城，一匹白马解缰脱锁，一名少年祭起一轮弯月照路，一袭白衣酒湿了前襟，直奔凉州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