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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

旧袋重提

许久未在这里重拾关于时尚的话题,盘点刚刚过去的2007,从英伦刮起的一股绿色旋风,为时尚界开辟了一个别样清新的主题,着实可圈可点,令人眼前为之一亮。
Anya Hindmarch,这位来自Pedder Group旗下的英国设计师大大的玩了一把概念,打出一个口号:“Save the world, use the Fiver(拯救世界,用五英镑)”。名师设计,加上物超所值的价格,难怪3月20日正式上市的当天,伦敦20000只时尚布袋在一小时内就被抢购一空。伦敦时装周期间,名模Erin O'Connor携带此限量包出席Paul Smith的Fshion show,更让这个布袋顿时成为欧美时尚圈炙手可热的新宠,并迅速在eBay飙至200英镑。编织的麻绳提把,环保的设计理念,相较天文数字般价格的名牌包款, “I'm Not A Plastic Bag”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
很难想象,一只售价不足百元人民币,名唤“I’m Not a Plastic Bag”(我不是一只塑料袋)的环保布袋,竟然将Hermes的Kelly和当季LV的风头占尽,让各大品牌包袋黯然失色。从英国《卫报》(The Gardian)将塑料袋评为“人类最糟糕的发明”,接着时尚界举起反塑料大旗,各大奢侈品牌纷纷推出所谓环保理念购物袋——比如Hermes的丝绸和牛皮手袋、Martin的尼龙购物袋、Cloe的帆布购物袋等,再到“I’m Not a Plastic Bag”的万千宠爱集一身。Image Hosting by PictureTrail.com环保携手时尚在国际舞台的第一次亮相,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一个曼妙的转身,也给2008留下了更多的期待。

近日看新闻,国务院发布禁令:自2008年6月1日起,所有商场、超市等商品零售场所不得继续提供免费的塑料购物袋。我不知道有多少年轻的都市一族,会因为加收的小小一毛钱,从此“旧袋重提”——象老辈人挎蓝子逛菜场一样,带着自己的袋子上超市。因为在我们这个其实并不富裕的国家,我们的国民总是有着超乎国力的奢侈表现。
比如我们并不陌生的星巴克,都市人群中应该有不少经常光顾的,却难说有多少人了解“星巴克指数”。这项新奇的指数源于“星巴克”在全球推出的一项减少废物计划——只要顾客自带杯子买咖啡,就可享受“环保折扣”。将每天自带杯子消费的顾客数,除以当天卖出的全部咖啡杯数,即为“星巴克指数”。仔细回想一下,我们在国内星巴克门店的价目表上,都应该读到过如下字样:自带随行杯可折扣2元。可据有关报道,上海“星巴克”每天卖出约15000杯咖啡,其中自带杯子的顾客不足30位,即上海的“星巴克指数”仅为5%,而这一指数在伦敦和纽约的均为50%。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即便这差强人意的5%,竟然也是由在沪的外国友人“操刀主罚”。

从购物袋到随行杯,当环保遭遇时尚,在根深蒂固的“炫耀消费”观念面前,“环保折扣”是表现得如此苍白无力记得李肇星在对北大学生的演讲中曾提到——他在和老外辩论人权问题的时候会质问:“我挨过饿,知道什么是人权,你挨饿过吗?”(2007年7月8日《新京报》)。撇开人权不谈,其实这句话也大可以,换种方式,问问奔涌在时尚大潮前沿的消费生力军——没经历过饥饿的、我们自己的年轻一代:挨过饿吗?知道什么是节俭吗?恐怕换来的是一片鄙夷和不屑,都市达人们——无论挨过饿的、没挨过饿的,都会迫不及待,象钱钟书先生说的“用牙上的肉屑来证明自己吃的好”。

一丝一缕,恒念物力唯坚——当时尚也开始高喊“环保主义”,当国外的年轻人纷纷以环保为时尚,我们的处于20~40岁的社会中坚层,整体的环保意识却始终“千呼万唤‘不’出来”。究其原因,或者有历史的、文化的、世俗的等诸多层面,但国民教育的错位缺失首当其冲,难辞其咎。
当我们的社会在物质的康庄大道上日新月异,我们的大学在年年扩招中高歌猛进,我们教育国民的手段却实在乏善可陈,甚至贫乏得有点可怜。试问在一个全球化、网络化、多元化、个性化的时代,标语和口号,果真还能继续规化大众、教育大众么?我们是否应该有顺应社会变化的,更多更有效的手段呢?比如我们的媒体,在领导我们进行一场又一场时尚消费革命的同时,是否应该对化育大众负起更多的职责?
说到媒体,我不由想到“影媒”和近年来的国产大片——这个年末岁尾经久不衰的饭桌话题。我们经常说好莱坞的大片是文化侵略,平心而论,我们着实很难把它简单的归入:视觉冲击和高科技合成的文化糟粕。从《拯救大兵瑞恩》到《蜘蛛侠》,从《泰坦尼克》到《勇敢的心》。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人道主义始终贯穿着电影的主旨,忠诚、勇敢、尊严、坚贞将一部部商业片上升到道德教化和精神启迪的终极高度。回顾我们的商业片呢?翻翻手机上的短消息就一目了然:看了《色戒》,才知道女人不可靠;看了《投名状》,才知道兄弟不可靠;看了《集结号》,才知道组织不可靠……汗!难道我们就是这样教化我们的国民?一边抨击外来文化,一边制造垃圾文化,一边继续我们的教条主义口号:请不要践踏草坪……

《左传》有云:“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民众是需要善加引导的。众所周知,澳大利亚新出了位精通汉语的总理Kevin Rudd,他就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签署了以控制温室效应为目的的《京都议定书》。对于澳大利亚国民乃至全世界,环保携手政治的这一次登台,无疑是2008年,人类给地球的——一个无与伦比的精彩亮相。
从时尚舞台到政治舞台,有人或许会说:那离我太远,我只是一个社会的追随者,我的一己之力实在改变不了社会现实。那么,让我们在这里重温一段濮存昕在CCTV的“奥运公益广告”来作为结束吧(观看视频)。

——有人这样问过我:“播出的一条公益广告,能不能改变我们生活中的那些陋习呢?”
——我说:“不!公益广告对于社会中的那些不文明的现象,也许不可能药到病除,但是我相信,一条公益广告就好象是一盏灯,灯光亮一些,我们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并且我更相信,每个人的心灵都像是一扇窗,窗户打开,光亮就会进来。我相信文明就在我们身边,离我们很近很近,近的触手可及。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10公分的距离;有时候,也许只是几十厘米的宽度;也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我相信,其实文明就在我们心中,我们会在生活中不经意地流露着 。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迈出一小步,就会使社会迈出一大步,所以我发现——文明是一种力量,就好像奥运火炬传递一样,在每个人手中传递,也能够汇聚所有人的热情。我相信你,相信屏幕前的你,更多地来发现,来释放自己文明的热情。”

有意思的是,这次的新法令实施刚好定在“六一”儿童节。我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立法者寓意深远。
从富民到环保,“旧袋重提”能走多远?这个“六一”——我们将拭目以待。


我们崇尚环保,
我们舞动时尚。
——环保,何妨以时尚的名义,C’est la vie!
1月1日

嘉峪关 之 初心如旧

前些日子传出西安将斥资十亿打造大唐华清宫,早些时候关于重建圆明园的争论更是闹得沸沸扬扬。到底如何看待古建筑遗址或废墟的保护和重建,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是反观近年来泛滥成灾的宫廷剧,唐朝人坐宋朝的太师椅倒也罢了,明朝升殿穿清朝的官服,就纯粹是拿观众当猴耍了。类似地,古建筑也有个“修旧如旧”的问题,如果“修旧如新”,那不单是造假吧,还把原件生生给毁了,须知历史是无法复制的。

在这一点上,嘉峪关无疑是令人欣慰的。修缮得法固然功不可没,数百年来不加刀兵,使它得以完整的保存下来,也是个根本性因素。如今,它旧貌焕然,沉沉稳稳的驻在那块土地上,象一方纸镇,朴拙而凝重,深情的压住这张纸,使我们可以在这张纸上描划属于我们的历史。
然而,回顾嘉峪关背后的历史呢?我却有一种压抑的感觉。嘉峪关太平静了,这种平静剥蚀了一个民族一切的外在活力。没有了面对明天的憧憬,只剩下悠远而畏怯的感怀,和一遍遍咀嚼昨天的体味。

(一)
根据《明史•朱升传》,朱元璋听取了儒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的建议,终成霸业。明朝初年,为了使土地得到修养生息以积蓄国力,这九字箴言也自然被奉为基本国策。正是按照“韬光养晦”的治国方略,征虏大将军冯胜在驱逐战败的元军,收复了河西大片土地之后,于漠漠大野中置下嘉峪关城。并在九年后,也就是公元1381年,迫于北元政权的军事压力,修建了山海关。正如史料《秦边纪略》所记:“初有水而后置关,有关而后建楼,有楼而后筑长城,长城筑而后可守也”。整个朱明王朝修长城的历史,也由此浩浩荡荡的揭开了序幕。

明太祖雄视高远、徐图进取,只是他不曾料想——自己的子孙,自成祖以降,几乎个个非昏即庸:正德可笑,学小孩吹黄葱出声,《明良记》称“宦官遂以车载进御,葱价陡贵数月”;嘉靖可悲,一心长生不老,炼丹把老命也搭了上去;天启可怜,如果不当皇上,倒是个不错的木匠;万历可气,亲政38年,竟有24年是在烟榻上云山雾罩……有明一朝,大体是应了民间那句老话:麻布袋草布袋,一袋(代)不如一袋(代)。开国初期喷薄跃动的自信,随着修筑长城的打桩声,一槌一槌夯进黄土的基底。王朝的架子伴着民怨层层垒高,内囊亦日见空乏。
明王朝的疆土规划及疆土意识,一直没能超越嘉峪关以西原来汉、唐、元诸朝的地理范畴。一座自设的大漠城垣,成为那个中气不足的朝廷无奈的作茧自缚。历史的版图从此定格在嘉峪关博物馆里一块小小的“关照”。据专家考证,当时的“关照”类似当今的护照,是客旅商贩们出入嘉峪关必须持有的证件,而嘉峪关就相当于今日的边检海关。言下之意,出了这座关城,就等于跨出了国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如今常说的一句客气话:“请多多关照”,尽然就是由此脱胎而来。当年,正是在如此这般的声声“关照”里:阳关远去了,敦煌远去了,新疆远去了,中国六分之一的版图远去了……“明代西疆止酒泉”, 一个庞大的王朝和它的主人一样,躺在松软的云锦卧榻上昏昏欲睡。

(二)
煌煌青史,嘉峪关城见证着一个王朝的升腾与衰落。数百年的岁月变迁中,它与祁连雪山默默相伴,俯瞰最多的不是人和集市,而是永远年轻的戈壁滩和日日上演的残阳落照。然而,历史从晚明翻到晚清这一页,即便这份偏安一隅的宁静也不复存在了。
公元1864年,中亚浩罕国的阿古博侵入新疆,并于同治九年,也就是1870年,攻下了达坂城,包括吐鲁番和乌鲁木齐在内的我国新疆大部分土地沦陷。另一边,沙皇俄国悍然侵吞我国的伊犁地区。尤为严重的是,英、俄帝国蠢蠢欲动,妄图通过控制阿古博,进一步瓜分中国领土——嘉峪关外的形势,已是岌岌可危。而关内的满清王朝呢?武事消弥了,变革夭折了,思想自刎了……一张张耻辱的合约,催生着一个大剧痛的时代!

当历史无情地将嘉峪关推到民族疆域的最前沿,家国危难之际,一杆“左”字大旗赫然竖起在嘉峪关城头——挑出了晚清唯一的一抹亮色。公元1875年5月的一天,但听“嗵、嗵、嗵”三声炮响,沉寂多年的嘉峪关城忽然金戈振鸣,城门开处,一口沉甸黝黑的棺木乍刺天目先三军而出。68岁高龄的左宗棠手执帅旗、须眉飘飘,由这里,开始了历时三年,誓死收复新疆的征程。这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舆榇出关”!一百三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啊,如果不是这个倔强的潇湘老头据死力争,早已被满清政府拱手让人,取而代之的该是“XX斯坦”吧,而新疆只能化为我们遥远记忆里的一声叹息——一个永远的古地名。
嘉峪关外的“左公杨”如今已长成3人合抱,据说那是左宗棠亲手种下的。当年左宗棠开辟陕甘新大马路,行军至此,面对河西贫瘠颓败的景象,命军士重修关城,并从南方运来无数杨柳苗,沿途植种,才有了嘉峪关今天的景致。其实,对于左宗棠,我们还有许多可以记忆的。他是近代洋务远动的领军人物,创建了甘肃制造局和福建船厂;首开中国纺织工业的先河,创办兰州机器织昵局,也就是现在“兰州第二毛纺厂”的前身,成为西北民族工业的滥斛。

一个传奇式的人物,40岁才入仕当一个小小的幕僚,却以国家复兴为己任,戎马一生,对外匡复国土、对内振兴工业。对于这样一个民族人物的臧否,平心而论,我们的教科书是有失公允的。确实,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中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但作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这是符合其政治要求的,是由其阶级属性所决定的。我们谁又能超越历史而存在呢?
也许,嘉峪关留给我们的思考,不仅仅是对古建筑的“修旧如旧”,而是,我们面对历史和历史人物
——“修旧如旧”的一颗初心吧。


嘉峪关,敦朴而平静,深情的驻压着关外这片广袤的土地。“左公杨”伞冠如盖,固执的将根须深深地扎入砾石的更底层。历史幸甚,我们得以在戈壁天山的大卷轴里继续更远的梦想。我不知道,数百年以来,自己是第几个观画人——在这巨幅画页上——悄悄按下一枚鉴赏章。然,这小小的一寸鲜研的朱砂红,不恰恰好,是一颗心的原印鉴么?